五

　　历史上都是后一朝代为前一朝代写历史，明朝的历史是清朝人写的。前朝人死了，后朝人要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现在不能这样。我们要广泛搜集资料。写出我们经历过的这段时期的历史，让青年人知道这段历史，也让后代人有可靠的根据，继续研究这段历史。我们要用正确的历史材料对青年进行教育。当然细节不可能都搞得那么完善，但大的方面无论如何要准确、一致，不能各说各的。如果以后各根据地、各野战军，各写各的历史，互不联系，互相矛盾，在大的问题上有分歧，就不能作为正本去教育青年，教育我们的后代。

　　六

　　编纂《红军长征》、《八路军》、《新四军》三部史料丛书，这项工作很重要。红军长征、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编纂这三部史料丛书，我建议你们好好学一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同志关于起草这个决议的几次谈话，主要是学习关于历史问题的写法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基本精神；还要学一学１９４５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学习它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这两个决议的基本精神，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两点：第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第二，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编纂史料丛书的方针。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要考虑到当时的具体环境、具体情况，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当然更不能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对待历史的极端错误的态度来看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说，要掌握这样一个原则，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历史背景，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有些事，既有其积极的方面，也有其消极的方面。人物也是一样。一个人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可能一贯正确，也不可能都是错误，总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或者一个时期是好的，一个时期有错误，这要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不能凭主观臆断作结论。

　　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于一些现在有争议的问题，不宜写得很细。我们主要是写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和重要作用，写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历史，写得太细，就会遇到很多问题不好处理。

　　前不久，我和乔木同志谈如何写党史时，也讲了这两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二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还有个回避的问题，回避并不是不写这个事，而是不要写得太细。我们现在编写史料丛书，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写得不好，第一违背史实，第二不公道，第三还会引起不团结。你们提出，对于某些重大争议问题，采取回避的办法，或者整理成内部资料，我看是可以的。

　　七

　　对于历史人物，我们要客观地评价。比如，我们军队的两个元帅，一个是彭德怀，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彭德怀说得一无是处，但历史上的彭德怀并不是这样的嘛。“七大”时，毛主席对百团大战并没有作结论，说这个问题放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再说。后来斗争彭德怀时，就把百团大战作为彭德怀的一大罪状，说他违抗命令，不守纪律，不报告中央等等。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个是林彪，他最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但不能因为他叛国，就对他一概否定，而不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抗战中，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陈云同志在谈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曾指示，对林彪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写。我们对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写成一贯正确。

　　总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对一些有重大争议的问题采取回避的办法。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有不同意见，暂时不能求得一致，可以放一放；有些问题没有什么大的争议，就可以作结论。这三部史料丛书是可以编好的。当然，也不能要求这次编出的丛书就算是定本了，将来还可以修改嘛。但是，也不能因为不是定本就可以随便编写，我们编的这些史料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历史就是事实，事实是不能假造的，不能写假史。

　　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向前看，为了当前的工作和将来的事业，为了推动历史前进，而不是眼睛向后，引导人们去争论、追究历史上的这个事那个事。这三部丛书编出来，要达到教育人民，首先是教育军队的目的，鼓舞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士气，激励他们前进。

　　来源：《军事历史》１９９０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