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5页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及十二月会议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发，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3-265页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0-51页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3-94页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121页
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而共产国际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7页
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页
张国焘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5页
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页
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531页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页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0页
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244页
王稼祥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426页
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4页
陈毅
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
——《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4页
徐特立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C963C963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77-478页
吴玉章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吴玉章寿辰祝词》（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1-262页
刘志丹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0页
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一九四三年），《解放日报》1943年5月6日
张学良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给张学良的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9页
冯玉祥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6页
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
同朱德悼念冯玉祥逝世的唁电（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42-343页
邓宝珊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致邓宝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0页
傅作义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
——《致傅作义》（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2页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1页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对傅作义通电的复电》（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72页
邹韬奋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悼念邹韬奋逝世的题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76页
闻一多
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7页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李公朴
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7页
章士钊
章士钊没有过反共言论。他在重庆帮过我忙，请我吃饭。我问怎么办?他说：三十六计。
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给章士钊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17页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致康生》（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6页
蔡元培
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给蔡元培的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3-444页
柳亚子
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
——《给何香凝的信》（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12页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
——《致柳亚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4页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给柳亚子的信》（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9页
黄炎培
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一九四○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00页
朱自清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徐志摩
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页
胡适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①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4页
①指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页
郭沫若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致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页
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8页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给郭沫若的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7页
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先生那个古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黎锦熙、杨昌济
先生①及死去了的怀中②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
——《致黎锦熙信》（一九二○年六月七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
①指黎锦熙。
②怀中，即杨昌济。
陶行知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悼念陶行知逝世的题词（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91页
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悼念陶行知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1946年8月11日
萧军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给萧军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4页
赫拉克利特
第二个伟大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他的大功，在发现了辩证法大纲。他是唯物论者，和他以前的哲学家同样，主张宇宙是水、火、气、土四种原素构成的。而他则谓火是基本的原素，这是他的唯物一元论。然而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发现万物不断变化与变化由于内在的对立斗争这两个辩证法的根本思想。首先，他由宇宙是物质构成的这种见解，到达于万物普遍变化的主张。他说："土灭生火，火灭生气，气灭生水，水灭生土"。又说："宇宙是永久之火"，用以比喻万物的不断变化。又说："人不能再渡同一河流"，也是比喻自然与社会的变动不居。据他看，宇宙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不断变化着。不但如此，他还指出了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万物由于内在对立物的斗争，而由一种形态转为另一种形态。一切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他说："斗争是万物之父"，"斗争随处都有，真理就是不和"。这样，他用一般的方法表示辩证法的思想，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他有辩证法父亲之称。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0-222页
苏格拉底
作为第一个同唯物论斗争而提倡了观念论的道德论与认识论的代表--苏格拉底，其积极意义是提起了从来没有被提过的道德论与认识论，把哲学引进了社会与思维两个领域，在道德论上提起了知识与行为关系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提起了普遍与个别关系的辩证法。这些是他的大功绩。然而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与观念论的。他的道德论，主张知识决定行为，认求知是到达道德的手段，恶是无知的产物，善是知的产物，这有其一面的真理。但第一、他所谓知，就是了解祖先的风俗习惯，因而主张复古，排斥新知，主张传统的贵族主义，排斥新兴的民主主义，所以他是反动的。第二、他只知知识给与行为的影响，而不知知识的来源在行为（实践），行为是决定知识的基础，又是检查知识的标准，所以他是观念论的。他的认识论，主张认识的目的，在于从感性的个别到达于理性的普遍，这是对的。但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这就是观念论了。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7-230页
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德谟克里特
德谟克里特的大功绩，是他的原子论的物质观。虽然是很原始的与机械的唯物论，却对后世的原子论学说给了重大的影响，发生了哲学指导科学的作用。他反对观念论哲学，提倡了完全唯物论哲学。他认物质的构成，都是由于极微小的不可入的微粒子即原子；而其运动，是由这种原子与空虚的空间相结合。不可入的原子运动于空虚的空间之中，原子们互相为种种的分离与结合，因而组成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他把物质、人类、灵魂、思想，都看作本质相同而形态互异的诸原子的种种结合。这样，他对万物都一一给以相当的特殊的形态。他认原子和空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完全否定了神。他认运动是与物质不能分离的，而空虚是物质运动的条件。他的原子与空虚的关系，表现有与非有的统一。他的这种物质运动观，虽是机械的力学的运动，但他看成物质变化的根本法则，看成宇宙的因果必然性，他已企图在物质本身之中探求其自己运动的原因了。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2-224页
柏拉图
柏拉图的思想是客观观念论，其全部体系都是反动的与错误的。他认只有理念是永久的真实的存在，世界与人存在以前，理念就存在了的。世界与人的思维都是理念的产物，是理念的影子。这是将真实世界的头脚颠倒了的彻底的观念论体系。由此，他就造出理念的论理学，主张认识的对象是理念而不是感觉世界，认识的方法是依据空洞无物的概念以从事于思维。但是柏拉图的积极作用，也就在他的理念论理学。因为在他的理念论理学中，表示了概念对于思维的作用。这个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的指出，在人类认识史上有开创的意义。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30-231页
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鸠摩罗什
你们晓不晓得鸠摩罗什?他在后秦时出生在西域龟兹国，后来到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西藏过去有无——《金刚经》?这个经的汉译本就是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翻译的。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9页
释迦牟尼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14页
释迦牟尼原来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26页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9页
克伦威尔
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2页
康德
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黑格尔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海克尔
海克尔写的一本书①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06页
①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
华盛顿
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3页
华盛顿所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也一样。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11页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7页
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304页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6-817页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7页
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页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40页
列宁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2页
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列宁的著作，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页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5页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40页
斯大林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8页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5页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90页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1页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页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是八分功劳、两分错误，同志们不会通过；说他是六分功劳、四分错误，也不会被通过。但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
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那篇文章是由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六七次的修改才发表的。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0页
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0页
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
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122页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5-126页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6-127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3-194页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3页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1页
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辩证法不甚懂，唯物论也不甚懂，未用到实际工作中，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
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6页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7页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3页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帮助了朝鲜战争，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4页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页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69-370页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1页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1页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以为主客统一带有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直观性，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法则），所以不能在辩证法上了解认识论，他的反历史主义是同费尔巴哈一样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21页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同新共主席威廉斯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
德波林
德波林不知主客相互渗透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只有机械的性质（外的、直观的），没有辩证的性质，从实践分离了认识。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1页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307页
高尔基
我们都知道高尔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4页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6页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
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8页
杜勒斯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7页
去年，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页
尼赫鲁
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1页
戴高乐
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0页
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悼念戴高乐逝世的唁电》（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51页
纳赛尔
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纳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这次和"五国委员会"的会谈，他就用很和平的声调把他们送回去了。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8-249页
尼克松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6页
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36页
蒙哥马利
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利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4页
斯诺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悼念斯诺逝世的唁电》（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89页
斯特朗
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献给斯特朗的花圈上的挽词》（一九七○年四月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89页
杜波依斯
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悼念杜波依斯逝世的电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57页
柯棣华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悼念柯棣华的挽词（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55页
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9-660页
马丁·路德·金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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