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8页

　　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1-562页

　　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5页

　　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他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7页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2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9-700页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

　　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

　　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404页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290页

国民党一大及大会宣言

　　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7页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9页

　　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3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5页

　　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56-1057页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61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1478页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

　　——《两年来宣传工作的回顾》（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8-9页

大革命失败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6-157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4页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8页

　　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5页

　　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7页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1页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4页

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中共六大

　　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4页

　　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页

　　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8页

　　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5页

　　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9页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1页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页

　　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3页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页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页

　　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39页

五次反"围剿"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98页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9-210页

　　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13页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5-226页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9页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7页

长征

　　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9-150页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页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6-357页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页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0页

　　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1-612页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9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425页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