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

　　没有一个人能象马克思那民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说用处就在这里。

　　——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373页

　　科学愈是毫无题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月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这一理论①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历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人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二)不要用个人情绪支配科学研究

　　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认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

　　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诺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①，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188-189页。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助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道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军营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达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部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恩格斯《反杜林沦》(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一221页。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本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地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山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424页。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论据时，往往仅限于愤慨地揭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每当有人冷酷地对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充当主人可以随使用宋争取资本的更大光荣和资本的更快积累的物品，每当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继续存在，而身受傲慢的爱金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压抑、肉体掐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末，这些工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陪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派即使在心乎气和的充分争论中，即使在自鸣得意的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会很容易被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驳得体无完肤。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制问题》（1850年2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页。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朗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的发展》（1880年1月-3月山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424页。

　　当然，我不会把博尼埃的冲动当作法国党的意见，相反，即使你们委托了他，我也不会这样做。我知道他完全可能是出于一片好心，在转达别人的想法和意见时，情不自禁地加上了自己的看法。他抑制不住自己。同李卜克内西一样，他只知道黑、白两种颜色，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恨；博尼埃既然不爱倍倍尔，当然就恨他。你们若是根据他的意见来认识德国的运动，那就大错特错了。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1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2页。

　　（三）客观主义不能揭示社会历史真理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西部：维夷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8—599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项批评不能不表示异议。作者说；“在他看来，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一方面应当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有目的的活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应当成为这种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的那种历史趋势是不存在的。”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达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差别，这表现在他的大部分的论断中。

　　——列宁：《纳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一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378—379页。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没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现在，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使得生产者不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串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纳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一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378—379页。

　　(四) 检验历史科学真理的标准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第3卷第564页。

　　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1页.

　　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59页。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末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马赫说：就算实践是唯物主义的，但理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5—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139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5—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