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韦统义（1970-），男，新疆五家渠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孙枝青（1993－），女，山西平遥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取得，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成功，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理论掌握武器的成功，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一次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落地、生根、成长，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彰显了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惊人教育智慧。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如何以中国梦武装全党同志和教育全国各族人民，以高度政治认同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过往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育智慧，为当下中国梦的大众化、时代化和现实化所用、所鉴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献概述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来，大量专家、学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中，发表的研究论文超过1万多篇。研究者们的研究理路大致包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概念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分期经验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实践重点、热点、难点等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的层次。当然，这些研究并不是单向逐次推进的，而是呈现概念——经验——问题（现实）三者逻辑关系的互动和互助，共同推进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就研究者的研究结构看，主要有三个层次六大主题：（1）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本质、内涵、前提、必要性和重要性及理论来源、实现路径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核心是化什么，怎么化，为什么化？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回答的问题。陈占安、孙熙国、骆郁廷 、徐晨光、徐艳玲、周昭成、薛金慧等学者从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做了深刻探讨。林志友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境界在于求理论之真，务理论之善，致理论之美。（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上述学者对此问题，也做了深入的研究。目前，学界的基本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间呈现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间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以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本质等层面的基本理论问题。（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的分期研究。这是学者们着墨最多，且多学科研究方法并举的研究方向。学者陈曙光、徐稳、彭厚文、高乃云、孙谦、蒋明敏等在学术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关键问题是两个：怎么分期？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分期的经验和教训。（4）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的历史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思想财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学者戴钢书、吴远着重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丁俊萍、徐信华等学者对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做了研究。该部分研究稍有遗憾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早的思想渊源是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但对其和其文的研究并不充分。（5）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途径。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其他学科研究涉及最多的部分。一些学者从政治传播、受众理论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如张云平、张福平、杨骅骁、张品良、徐荣梅、何玲玲等。以上研究以分期、分层为研究视角，着重点在于经验研究。（6）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学者齐卫平、左伟清、刘尚明等将其厘清为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化大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能不能“大众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键是什么、途径是什么？该部分研究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当代现实问题为指向的研究，时代性和实效性突出。

　　以上学者的研究，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念、经验、问题三个层次有序展开，研究主题突出、逻辑结构清晰、内里互动频繁，互助有力；分期、分层的经验研究模式，点面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往经验进行了深刻剖析；紧紧抓住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是以上学者研究的主要特色。但以上研究在着重揭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分期分层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规律性研究的基础上，也存在着将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散落在历史的分期中、分层中，割断了它们内在的有机联系，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理论掌握武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规律碎片化和“忽视”了。因而，克服以往分期、分层研究的零细化，内在逻辑的碎片化，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理论掌握武器的主体性实践为线索，实现历史与逻辑、整体与分期、经验与抽象的统一和整合，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如何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在落后的东方国度实现的实践规律就是必然选择，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理论掌握武器”的教育规律就是必然选择，揭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的内生性和可复制性规律，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梦政治认同的必然选择，探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历史主体和主体性耦合的规律就是构筑这一伟大历史推动力的必然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语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近代中国历史主体转换的需要。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必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指向的大众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但由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既然无法真正理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就无法真正肯定人民大众的历史主体性作用。因而，片面地而不是全面地发动人民大众并使之成为革命的践行主体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致革命成果存在重大和根本的“缺憾”。辛亥革命对中共的启示在于人民大众有反帝反封建的需要，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的大众，它需要“科学的理论武器”来武装人民大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的革命要成为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它必须是中国最广大阶级的革命和大众的革命。从革命的需要到革命的现实，“理论掌握群众”就是首要和现实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实现最广大阶级和大众的革命觉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可能？其可能性，就来自于近代中国历史主体转换的需要，来自于中国先进生产力已然登上历史舞台的现实。彼时，江南造船厂工人李中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宣布了这个时代的来临：将来的社会要使它变成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它变成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它变成工人的世界。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的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近代中国在启蒙与觉醒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发展和演进的结果。旧中国是一个充斥着普遍愚昧和落后的国度，新文化运动是启蒙与觉醒大众的历史当然选择。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一文宣告了这种历史需要成为现实。他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固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的六点希望，开启了一场启迪民众思想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既是各路理论激荡的百舸争流，更是各种“理论”传播与大众化在中国的先声。1917年胡适提出平民文学、民众文学的观点，要求对旧的封建文学进行改造，使之能够贴近社会大众，为大多数人易于接受；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明确无疑地宣告了这种要求的现实合理性。当然，他们首先宣扬的是“大众化”理论（包含着进步的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是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大众化是从文化大众化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演进。“大众化”理论的大张旗鼓，无疑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可能做了关键的文化上、理念上和方法上的铺垫，掌握群众的理论必须是“群众化”的理论。这些文化旗手为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挖掘了历史线索和理论大众化之维。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回应复杂的时代主题转换中走向成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巨变为社会主义新中国，从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轨，从反帝、反封建与反侵略的革命到和平时期建设与改革的转换，呈现了中国历史主题转换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反帝反封建与反侵略，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革，这些时代主题的巨大变迁，对教育、武装人民大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巨大的挑战，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掌握的群众有着现实和理想的主体性要求。时代主题需要大众的大众化理论，大众需要大众化理论掌握群众。马克思主义从纯粹的理论和理论信条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从“经院”的理论到群众化的掌握，以及由此群众从愚昧的病夫到真正的先进生产力的掌握者的转变。这表明，在与时俱进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有力地回应了时代主题转换的需要，历史主体掌握理论的需要，也使自己走向了深化、自觉和系统。

　　三、中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智慧

　　所谓教育智慧就是在教育成功中表现出来的高尚和高超的教育智能。对于具体的教育者来讲，教育智慧就是他在教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中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智慧突出地体现为以高超的教育思维能力，将教育的认识性智慧、教育的实践性智慧、教育的情感性智慧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使得在一个存在普遍落后的国度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被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

　　以高超的教育智能和教育思维定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和目标。近代中国虽然不断的有不同的阶级阶层力图挽救国家危难，但无论是封建知识分子上层力推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资产阶级披肝沥胆的辛亥革命都没有使中国脱轨落魄，崛起现代化。从直接原因看，是因为落后社会生产力无法为中国挽救危难提供现实的物质支持和坚船利炮，开辟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路径；是因为广大的落后的阶级阶层保守、僵化与不“革命”。但从根本原因看还是落后的社会意识和价值思想观念以及腐朽的社会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进步的可能，缺乏一个由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和革命阶级。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要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打倒孔家店”的思想深层原因和马克思主义价值合理性在中国被尊奉的原因。新文化运动不仅传播了民主与科学，更以新文化运动为载体，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更为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现了“潜在”的对象和要达到的目标。正确的对象化和正确的对象化思维是中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前提。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能不能发动农民是革命形成最广大同盟军的关键。毛泽东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又说：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对象化思维，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逐步由“先锋队”到大众化的路径选择。中共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以整顿党风和学风为抓手，达到了“干部”的理论化和中国化，进而实现了在全党范围内的“大众化”和中国化，同时通过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宣传教育动员工作，使马克思主义被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科学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的主要对象和目标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实证了中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的教育思维。

　　在识世、识人、识务、识势中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认识性智慧，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认识性智慧是导致教育成功的教育感知、教育思维、教育想象等各项能力的总和。中共杰出的认识性智慧体现在，敏锐地把握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外部世界政治格局和内部革命主体结构的变化，宣扬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理论，可谓识世；在总结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局限以及对旧中国社会各阶级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和文化素质，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及其内在质素，并以通俗化、普及化与群众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坐标，实现理论武器掌握群众，可谓识人；在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应以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主题，教育人民大众，可谓识务；以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十大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适时”的理论与政策武装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从而转变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社会主义改革等特殊时期的不利形势，转危为安，可谓识势。中共以教育认识性智慧武装党、武装群众，创造性地实现了许多外部力量认为不可能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社会主义中国解决人民吃饭的任务、社会主义中国富起来的任务等。

　　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教育实践性智慧。教育实践性智慧可以理解为通过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等的教育革新，创造性地达到教育目标的多种能力的总和。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旧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中共可资依靠的最广大的力量并不是作为中共阶级基础的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而是长期浸淫于落后生产力的农民阶级。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共把农民定位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因而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可能的最切实的问题，这就要从思想上武装农民、从物质利益上满足农民、从实践上教育农民。这些才是解决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最有效的措施，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实践智慧的核心。因而，毛泽东积极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应当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贯彻这个号召，中共不仅广泛发动知识分子深入乡村，更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目标赋予人民军队（包括人民军队学校，如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延安中央军委通校（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重构了人民军队的功能结构，创造性地将以往单纯的战斗队，塑造为集战斗队、生产队和宣传队于一身的新型人民军队，塑造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力军。这在世界军队史上是个史无前例的创新。人民军队秉承三大使命，以其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创造了集体教育示范和主体相互激发的真实教育情景，在情景交融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化于心，并以集中的组织形式和集体行为高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合理性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合理性结合在革命和生产实践中，“以身作则”地外化于行，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他们不仅深刻地诠释了人民革命、人民军队的性质，更以高尚的集体行动践行了中国革命的价值合理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劳苦大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

　　教育最本质的意义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教育影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教育者通过展示知识，用知识本身和知识展示方式、过程影响受教育者；另一种是教育者通过展示情感，用情感本身和情感展示方式过程影响受教育者。愚昧和贫穷是旧中国突出的文化和社会特征，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这个诞生在西方大工业基础上的科学思想体系来武装落后国家的落后文化、社会阶层，显然它无法也不可能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和单纯的理性说教来达到，相反更为现实的路径应为情感和感性教育。以“情感感染之”，才能使其从思想上“接受之”，进而从实践上“践行之”。因而，从现实的国情和民情出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达成一片”，而不是高傲的“王冠”。在其后的革命文艺实践中，中共文艺工作者将深刻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理论等“红色”主题承载到朴实的地方语言、简洁的艺术形式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实现的高效工具。《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永不消逝的电波》《朝阳沟》以及《李双双》等不同时代的反映“红色”主题的大众化文艺作品，无疑都在那个时代起到和放大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普及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党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和路线的执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军校在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革命理论和文艺成果迅速传达给人民群众，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进程。如延安中央军委通校，不仅首次运用广播发射机传播、宣传了党的理论政策及全国各战区抗日实况，而且将《兄妹开荒》等文艺作品通过无线电波在各解放区传唱开来，使各解放区军民在获得艺术享受的同时，从思想情感上更加靠近党和人民军队，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又圆满解决了的伟大历史命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历史成果大众化，更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解决的伟大历史命题。中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智慧，无论是从近代中国落后的文化、愚昧的人民以及低下的生产力来审视，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主体语境的转换，都将是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宝贵财富。

　　（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