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次生死大搏斗,关系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和伟大的人民。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假借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另搞一套,妄想扭转运动的方向,煽动乱党乱军乱国。他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法,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我们的毛主席英明伟大,对“四人帮”的反党活动,早有觉察,多次对他们提出严肃的批评和严厉的警告,亲自领导我们党对他们进行了反复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背着毛主席,也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三箭齐发,搞突然袭击,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及时地批评“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并为纠正他们的错误向全党批发了文件。“四人帮”抗拒毛主席的批评,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搞批“周公”,批所谓“现代大儒”,批所谓“孔老二徒子徒孙”,在我们的军队里大搞什么“放火烧荒”,矛头是针对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针对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毛主席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就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问题提了出来,当着在京的政治局全体同志的面(除因病不能到会的以外),向“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他们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前加紧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背着政治局派王洪文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由江青出马,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十一月十二日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又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指出:“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二十四日,毛主席又一次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毛主席确定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周总理负责,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使“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人帮”不甘心于失败。一九七五年三、四月,他们违背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反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教导,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要给老干部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打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公然提出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江青到处宣扬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发表文章,公然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文元还在一份宣传计划中塞进批判经验主义的内容,妄想骗取毛主席的批准。毛主席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四月二十三日在这份宣传计划上作了重要批示,批判了“四人帮”的错误。毛主席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地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主席针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个要害,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表明了毛主席一定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政治局严肃地批评了“四人帮”。在这前后,经毛主席批准,政治局针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贯彻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作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两次重要谈话。七月二十五日,对电影《创业》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创业》是一部反映大庆工人革命精神的好影片。“四人帮”反对工业学大庆,罗织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在《创业》作者来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毛主席的指示,强烈谴责了“四人帮”破坏党的文艺政策。
“四人帮”在受到毛主席多次严厉批评以后,时刻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对《水浒》这部小说作了精辟的评论。“四人帮”以为有机可乘,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大肆进行诬蔑毛主席、分裂党中央的恶毒宣传。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毛主席知道了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