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老人啊！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面了，今天随便聊聊天吧。

　　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  （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五月改称中原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二野战军所属部队归西南军区建制。）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刘伯承  （注：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和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去苏联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月，和邓小平一起率部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又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志的话说 ，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  （注：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  （注：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反击国民党军进犯的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九月十日起，解放区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展开自卫反击，进行了上党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余人，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接着对马法五  （注：马法五，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高树勋  （注：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  （注：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新乡一带沿产汉路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先头部队三个军到达磁县、邯郸以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起义，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军区部队围歼。全役共毙伤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一万七千余人。）。还要说远一点，在抗日战争时，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几个大解放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  （注：李达（一九○五——一九九三），陕西眉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  （注：陈锡联，一九一五年生，湖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鲁豫军区所辖冀鲁豫军区太行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再道  （注：陈再道（一九○九——一九九三），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冀南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陈赓  （注：陈赓（一九○三——一九六一），湖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等。那时宋任穷  （注：宋任穷，一九○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后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  （注：苏振华（一九一二——一九七九），湖南平江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  （注：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曾统辖高树勋任总司令的第三十九集团军。）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  （注：王定南（一九一○——一九九○），河南内乡人。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到高树勋部，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  （注：杨得志，一九一一年生，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市）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  （注：彭涛（一九一三——一九六一），江西波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  （注：谢富治（一九○九——一九七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胜。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 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  （注：王宏坤（一九○九——一九九三），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桐柏军区司令员。）、张才千  （注：张才千，一九一一年生，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  （注：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届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原局第二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  （注：秦基伟，一九一四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  （注：淮海战役 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这次战役击毙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官黄维、兵团副司令官吴绍周，共歼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当然中间还打了一些小仗，凡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没有丧失过机会，该干的都干了。后来，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  （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的新四军大部和在山东的八路军一部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进到山东的新四军主力一部和留在山东的八路军主力一部组成山东野战军，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组成华中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一九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归华东军区建制。）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 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  （注：王近山（一九一五——一九七八），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杜义德  （注：杜义德，一九一二年生，湖北黄陂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  （注：杨勇（一九一三——一九八三），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  （注：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理长官职务，主持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政事宜。）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  （注：宋希濂（一九○七——一九九三），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不久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五九年特赦后，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时二野还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概括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注：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