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孕育出路——我们既不能做自然的奴隶，也不要做自然的主人，应该是自然的朋友，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之路

　　站在舟曲月圆村后的翠峰山上极目远眺，满眼的黑泥与黄土，那更像是一张严肃的脸。风在耳边细细簌簌地吹着，像是翠峰山的悲鸣。

　　一阵狂风暴雨过后，今天的舟曲满目疮痍。

　　废墟上，一定会有人想起，人与自然那个永恒的命题！

　　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先民，有过太多惊心动魄、战天斗地的历史传说：开天辟地的壮举，炼石补天的斗志，拉弓射日的雄风，奔波逐日的豪迈，衔石填海的执著……而最终是达致“天人合一”——人们在一次次执著与失败中思考着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方能与自然和谐共进。

　　这种思考，让大禹治水“疏”而不“堵”，让李冰父子“分洪减灾，引水灌田”，使贾让治水“不与水争地”……

　　然而，当人们迈开步伐在自然中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总有“蜀山兀，阿房出”的放肆，也增添了人多地少时的无奈，一旦人们忽视了自然的规律，自然便还人以颜色，使其感到敬畏。

　　舟曲，就属于这后一种的无奈。

　　也许有人以为，西部地区地广人稀。事实上众多山区为人类留下的生存空间如黄金一样宝贵，这些山区的人口密度并不亚于发达的东部地区。

　　2平方公里，4万余人！

　　灾难发生后，人们才惊讶发现，舟曲这个中国西部的山中小城却聚集了如此众多的人口。若按平均人口密度算，这竟然相当于2008年北京城内四区的人口密度！

　　人口的大量集聚，迫使我们不断地向自然伸手。对自然的无度开发则换来自然的无情报复。

　　舟曲的无奈，其实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

　　中国陆地国土面积世界第三，但真正适宜人居住和发展的地方并不宽裕。按照中国自然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合理的人口承载力为9．5亿人，我们的实际人口数字显然大大超出这个极限，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显然也随之超出极限。

　　在河道两侧低洼地区设立蓄滞洪区，区内不允许人居住，一旦江河洪水超过一定水位，便开闸泄洪减压，这是世界公认的防洪有效手段。在日本，一旦洪水超过规定水位，管理员不需要任何指令，即可开闸向蓄滞洪区内放水。而在中国，要想行洪，绝非易事，甚至要付出极大代价！

　　因为，在近百处主要江河流域的国家级蓄滞洪区中，总居住人口高达1600万人！1600万人，相当于丹麦和比利时这两个欧洲国家的人口总和！

　　我国有24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尤其是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一些西部省区较为突出。这些隐患点，影响着3500多万人。

　　在这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的困境和无奈中，在频发的自然灾害面前，如何让步履匆匆的发展脚步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显然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

　　西方工业文明无不重复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重创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泥沙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王兆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莱茵河是一条弯曲的河流，十九世纪“裁弯取直”后，缩短100公里，冲刷剧烈，航道破坏，地下水位下降。现在，一些德国工程师想把河道变弯曲一些，然而已不可能——莱茵河畔已布满建筑。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追赶者，资源稀缺、生态脆弱、人口众多，不可能也不允许复制西方工业文明的模板。这就需要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上投入更多的智慧和思考。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自然？

　　从事水利工作36年的山东省沂水县水土保持局的李松悟讲述了对自然的感悟：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个口号，“叫水站水就站，叫它发电就发电。”我们习惯于把自然当作奴隶，为了让洪水尽早远离，或者为了获取那一点点土地，不少农村对河道“裁弯取直”，但这种做法竟让洪水由高水位的威胁变成高速度的威胁，不少原本为河流滋养的土地日渐干涸。

　　“河流的曲直是自然造就的。人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只能自吞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