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队员脚下的水在后退！井下的孟小兵们已经听得见外面水泵的声音，嗡嗡地响着，身下的水位开始下降。
被困的矿工意识到：“这是在救我们了，一定要坚持活下去！”
两天了，他们干渴难耐。眼前是汪汪的水潭，混着煤渣，漂着油污，怎么下咽？但为了活命，他们喝下了，吐出来，再喝下。
他们饥肠辘辘。吃了些纸箱子碎片，就是井下用来装炸药的那种，很难下咽。41岁的河南商丘籍工人毛中宽这时总想起打日本鬼子的杨靖宇，他不是靠吃树皮、棉花来维持生命的吗？只要吃下去，生命就能延长一点。
他们昏昏欲睡。身上的毛衣毛裤棉袄冰凉地贴在身上，冷水刺骨，一旦睡下，就怕再也醒不过来。大家就轮流值班，隔一段时间互相叫醒。
30日，事故发生“第三天”——三天是孟小兵估计的，没有手表，孟小兵只能靠睡觉时间的长短来估计时间了，比如睡的时间短，那是中午，时间长，就是晚上。
“第三天”，昏暗的矿道里，顺水漂来了5个矿车，这是被困3天来，最让几个人兴奋的事。
“跳上去，没准儿就能漂到井口了呢。”
9个工友分别跳上两辆矿车，登上“诺亚方舟”，终于摆脱了水浸之苦。
水面至巷道顶部只有三四十厘米，他们蜷缩在矿车上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另外一条大巷道辅助运输巷里，工人们也在寻找逃生的办法。在大水袭来的时候，30岁的山西晋城籍工人刘学军和工友们爬到了一处几十平方米、地势较高的平面上。随后，人越聚越多，大约六七十人。
而在相邻的皮带大巷里，工友们炸开了两个巷道间4米厚的密闭。大伙儿跑上去掏煤粉、刨煤块，巷壁上露出一个仅够一人钻的小洞。几十个人纷纷爬过来，会合后的他们一共106人。
看到这么多人，大家不害怕了：即便出不去，死也要死在一起！
有一位姓高的老工人，想了个办法，指导大家在地势高的地方用井架和网片搭了五六十公分高的架子，能坐二三十人，如果水再涨，就爬上去。
井下水位在下降，刘学军和工友们尝试着用风筒做筏子。先用风筒布把风筒两端扎起来，然后把网片绑在风筒上，就做成了一个能漂浮在水上的筏子。有人还找来圆木，用钢筋和铁丝扎在一起，做成一个简易木筏。他们一共做了七八个，每个筏子能坐两个人。
等水位低下去的时候，有人坐着筏子用铁锹划着向外走，最远向前划了50多米，前面巷道漫到了顶部的水，又将他们逼了回来。他们打算等水位再下降时，分批坐木筏冲出去。
井下，工人在苦苦支撑；井上，救援在加快推进。
救援指挥部下令，必须尽快将排水能力提高到每小时2000立方米！那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将水排到可以下井施救的程度。救援指挥部紧急下令省内五大国有重点煤企各自“认领”排水管泵，限时完成。当问有没有困难时，那些已经满脸煤灰、胡子拉碴的董事长、总经理们，没一个含糊。
为加快排水进度，专家和技术人员及时提出了4种排水方案：一是往井上排水，二是在井下往无人的空巷里倒水，三是打水平钻孔泄水，四是从地面打钻抽水。在督促加快排水的同时，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打眼组，负责地面和井下钻孔方案的实施。
王家岭矿挖煤在临汾乡宁县，而出煤在运城河津市。一条十几公里的通道已经基本完工，在巷道与出煤通道之间，只剩下100多米的距离。救援人员打下钻孔，水哗哗地自流入出煤通道，大大加快了排水的进程。
这些措施效果明显：
31日18时，每小时排水量1125立方米，水位下降18厘米；
4月1日18时，水位下降42厘米，井下水平硐一个钻孔打通排水；
4月2日，排水能力达到每小时1935立方米，水位下降330厘米，井下水平硐三个钻孔全部打通排水，排水明显加快；
4月3日，井下排水水泵达到20台，能力达到每小时2585立方米，水位下降744厘米；4月4日水位下降974厘米，比头一天下降了2米多——这意味着，离下井施救已经不远了。
水位降得快，移泵频率就高。每一次移泵和接长管线，都很艰难。一根重达上千斤的泵管，单单搬运就已经很困难了，还要在井下狭窄的巷道中完成对接，就更是难上加难。要做到接口连接处严丝合缝，全凭工人的双手搬移对接，每个螺丝的紧固都要掌握好分寸，才能确保不渗不漏。
有一次，4名抢险人员抬着水泵往下移，慢慢的，污水已经淹到了脖子下面。一位队员脚下一滑，污水一下子呛到了四人的嘴里。
抢险人员往井下搬运、安装管线，连着干了3天3夜，饿了干啃方便面，渴了喝口冰凉的矿泉水；没地方，也没时间休息，实在困得不行了，就瞅空坐在管子上打个盹儿。
当管线出水时，许多工人累得腿打颤，站都站不稳。600米长的井巷一步步挪了45分钟才爬上来。腿肿了磨破了，汗水血水把靴子粘在脚上，脱也脱不下来。
干活时出一身汗，热得不行；一停下来，巷道里的风吹在身上又冷得不行。一冷一热，许多人感冒了；有的抢险队员嗓子哑了，嘴烂了，甚至拉肚子拉到裤子里，没有一个人吭声，吃点药又走向井下。
看到队员们实在太辛苦了，带队的不忍心，想换一拨人，就问大家：“谁愿意继续留下，就举手。”
大伙齐刷刷地举手，所有人都选择了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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