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基本根除阶段

　　1959 年4 月,济宁五省灭蝗会议制订了“猛攻巧打,积极改造蝗区自然环境,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做到根除蝗灾”的治蝗方针。1959 年5 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根除蝗害而战》,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既要猛攻巧打,大力消灭蝗虫,又要消灭蝗虫发生基地”,以彻底根除蝗害的号召。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50 年代末和60年代,我国治蝗工作进入“改治并举”根除蝗虫阶段。“改”是治本“, 治”是治标,标本结合是这一时期治蝗的重要特点。在“治”方面,为使治蝗工作有的放矢、准确及时,1959 年农业部又制定《飞蝗预测预报试行办法》,根据七查(查蝗卵密度、孵化期、蝻期密度、蝻期龄比、羽化期、成虫密度、产卵期)预测蝗虫情况,分期发出预报《, 试行办法》的贯彻落实,使蝗虫测报水平进一步提高。后来,为做好预测预报,准确掌握蝗情,县(市) 和人民公社都建立了测报站和测报点,生产队设有侦查员,从而形成完整的测报网。预测预报系统的完善,成为有效开展治蝗工作的先导。“治”蝗的办法,这一时期主要是飞机药杀为主,人工药杀为辅。飞机治蝗快速、高效,人工灭蝗机动灵活,因此这时治蝗的一般情况是根据预报,先由飞机撒药杀灭大量蝗虫,小范围或残余的由人工药杀。为实现飞机灭蝗,各蝗区都组织了航空队,修建了固定或临时的治蝗飞机场。随着飞机治蝗技术的不断提高,飞机治蝗的效率、效果逐步提高,到60 年代中期,蝗虫面积缩小到局部地区,基本控制了蝗灾。60 年代后半期,随着监测技术的提高,蝗虫面积的缩小,治蝗策略也进行了调整,由50 年代和60年代初的连年低密度防治转变为加强监测和有重点有区别地间歇治、点线治,既控制了蝗虫又节省了人力物力。

　　在“改”方面,60 年代依照既要发展生产、又要消灭蝗害的指导思想,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开始大规模改造蝗虫孽生基地。治蝗工作人员与科技人员经过长期研究,将蝗区划分为内涝蝗区、河泛蝗区、湖滨蝗区、沿海蝗区、洼淀水库蝗区等类型,根据不同蝗区的水旱、温度、湿度等不同条件对蝗虫的影响,总结出分区管理、分类改治的措施。通过垦荒、种田、疏竣河道、兴建水库、营造防护林、修渠打井、建盐场、养鸡鸭虫蛙鱼、种植蝗虫不喜欢吃的植物等不同措施,蝗虫栖息的各类根据地被分期分批地一块块吃掉。河南安阳地区从1961 年开始对内涝蝗区进行改治,开挖了北起关嘴南到淇河长达40 公里的共产主义渠,清淤排渍卫河60 公里,修复了40 公里的民丰、长虹两大排水渠,修建了100 平方公里的田间水利工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排水系统,从根本上解除了卫河流域的积水问题,彻底消灭了飞蝗的滋生基地。河南周口地区通过兴修水利,到1967 年也彻底改变了蝗区面貌[5 ] (P886) 。河北省到1972 年改造蝗区面积达112. 2 万公顷,占原有蝗区的79 %[6 ] (P57) 。到1966 年,我国已有66. 7 万公顷的蝗区变成了农田[8 ] 。

　　大面积除治蝗虫和改造蝗虫孽生基地,不仅有效地控制了蝗虫的危害,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了社会经济效益。河南周口地区到1970 年全部变成粮棉油生产基地[5 ] (P886) ; 60 年代,河北黄骅县人民这样唱道:“共产党来领导咱,千年荒洼变稻田,蝗虫老窝除干净,水库塘淀鱼虾满,苦难日子永不返,幸福生活乐无边。”[6 ] (P58)

　　20 世纪50 、60 年代我国的治蝗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综合观之,也有不足之处。这主要是治蝗工作中表现出了粗放性的特点。在“治”蝗方面,因急于求成,能源和农药浪费大,虽控制了蝗害,但经济效益较差;在“改”治方面,一些基本建设不顾地区实际特点盲目上马,而且由于对数量的过分追求,一些工程质量不高,从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文革”期间,许多治蝗机构被砍掉,人员减少,飞机场等设施遭到破坏,这都给防治蝗虫工作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文革”时期防蝗组织领导和基本建设的弱化,成为20 世纪70 、80 年代蝗虫蔓延的原因之一。

　　(三) 巩固提高阶段

　　20 世纪70 、80 年代,在50 、60 年代治蝗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我国治蝗方针进一步完善,1974年我国正式确立了“依靠群众,勤俭治蝗,改治并举,根除蝗害”的方针。依据这一方针,我国的治蝗工作在“改治并举”的原则下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开始注意生态效益。首先,治蝗使用的化学药剂,适应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要求,开始更新换代。1979 年,农业部《关于继续加强我国飞蝗防治工作的报告》指出:“666 粉在蝗区使用20 年,对环境污染严重,应逐步用马拉松、乐果和杀螟松等高效低毒农药,同时要降低农药使用量。”1983 年国务院正式下令停止生产666 粉,这样,80 年代后各蝗区逐渐用高效低毒农药代替666 灭蝗。其次,根据蝗虫已压缩到局部小范围的情况和勤俭治蝗的方针,这一时期治蝗工作采用了普治和挑治的策略,杀虫器械也由飞机为主转为地面机械为主。地面机械与飞机相比具有灵活机动、重喷漏治现象少的优点,所以这时治蝗工作不仅节省,污染也大为减少。另外,这一时期我国植保部门加强了预测预报的科学实验,预报工作从单纯预报蝗虫动态,提高到预报蝗虫天敌等,为生物防治蝗虫和综合治理准备了条件。

　　在改造蝗区方面,70 、80 年代重在巩固,对“文革”中废弃、损坏的基建设备进行了修复、维护,对已改造但标准不高易发生反复的旧蝗区进行了巩固性建设,力争“改一块成一块”,从根本上改变蝗虫适生环境。到70 年代末,全国内涝蝗区、沿海蝗区和湖滨蝗区的大部分得到了改造[8 ] 。到80 年代末,我国已建大型水库8. 3 万座,缓解了水资源区域季节不均问题;治理了海河、淮河等流域,黄河通过整治也焕发了新面貌;全国灌溉面积由1949 年的2. 1 亿亩,发展到7. 1亿亩,初步治理了2. 6 亿万亩易涝地,占原易涝地的76 %。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前的5 %增长到12. 7 %[9 ] (P243) ,同时,蝗虫的测报体系也初具规模。这些基本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得我国防抗蝗灾的能力大大增强。

　　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蝗害的发生首先是气候和地理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它的发生有其不可避免性,至今人类仍无法彻底根治它。面对蝗害,目前所能做的还只能是有限地防和治,也正基于此,党、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确立并实践了“改治并举”的方针,由于思路正确,治蝗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近些年因生态失衡致使蝗虫重新发生且不断加剧的事实也提醒我们,目前我们在防抗蝗灾过程中仅仅依靠传统的改治办法已经远远不够,如果不注重生态平衡,不注意对大自然的维护和建设,蝗灾不仅不会从根本上得到控制,而且会愈演愈烈,因此,当前我们在治蝗过程中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 在全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近些年来,人们从大自然的惩罚中,已经认识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但这种认识还是表面的,肤浅的。面对蝗灾威胁的加剧,我们必须从点到面扎扎实实地逐步地增强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先从决策者入手,因为只有他们的认识到位了,身体力行了,才能把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措施渗透到决策之中,才能取信于民,才能组织领导人民实践可持续发展工程。然后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对环保和生态问题的认识。只有全社会的认识提高了,我们才有望看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也才有望对包括蝗灾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进行彻底控制。

　　(二) 重视立法,加大执法力度。在目前人们对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法规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约束非常重要。建国后,虽然我国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森林法》等法规,但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灾害防治法来准确界定灾害防治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这方面的立法工作还有待加强。在加强立法的同时,还需要加大对现有法规的执法力度,还必须建立一支保护环境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以切实防止对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资源的掠夺性采伐。

　　(三) 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水土流失会给蝗虫的发生、发展创造机会和条件,因此防治蝗虫必须重视水土的保持。森林植被是水土保持的核心因子,要防止水土流失,目前第一要务,是在保护好现有森林植被的前提下,大兴植树造林活动;同时对于已沙化土壤和盐碱地,也要采取诸如耕作措施、林草措施、工程措施等尽可能地加快治理步伐。这就要求国家要增加投入,搞好规划,制定好相关方针、政策,健全专业系统,发动人民群众一起致力于该项工作。唯有如此,才能消灭蝗虫滋生的又一源头。

　　(四) 进一步加快防治蝗害的科学研究,特别是生物治蝗技术的研究,从而使治蝗工作走上生物防治的道路,以降低农药污染公害,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 　河北省历代蝗灾及防治(续二) [ Z] . 志源,第4 期.

　　[ 2 ] 　罗祖德,徐长乐. 灾害论[M] .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 3 ] 　何静. 对农业自然灾害的经济学思考[J ] . 经济问题,1997 ,(6) ,37～40.

　　[4 ] 　张建民, 宋俭. 灾害历史学[ M]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

　　[ 5 ] 　李秉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减灾实录[ R] .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 6 ] 　河北省历代蝗灾及防治(续三) [ Z] . 志源,第5 期.

　　[ 7 ] 　中国农报. 1951 年,第2 卷,第4 期.

　　[ 8 ] 　久旱必有蝗,蝗情可防治[N] . 光明日报,2000 - 07 - 07.

　　[9 ] 　卫兴华.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