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南郑发生灾害后,将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解木板、贩粮、打农具、编制竹器。改变过去“冬天不摸篾,热天不打铁”的惯例,增加了农民收入,缩短了来年灾荒的时间。略阳县惠家坝乡是个灾害多发区,1951 年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214 % ,1952 年下降到67175 % ,而副业收入却有大幅度的增加,1953 年该乡副业收入达到9 532 900 元,解决了两个月的口粮。③1959 年,为解决严重的旱灾,汉中地委提出户均30 元(副业收入) ,全区共组织副业生产队员136 798 人,仅1 —4 月份副业收入达70418 万元,户均22 元,全区以汉中、镇巴、洋县、略阳、凤县(凤县20 世纪50 年代归汉中地区管辖) 等县市副业搞得较好,其中略阳发展20 多种副业,产值达300 300 元,户均50 元。碑坝、马道等地副业(主要是木耳) 发展较好,户均收入50 —60 元,原汉中市1959 年副业收入达到24 864 516元,户均217 元。④这一年西乡、城固、勉县、宁强副业收入较少,恰是这几个县第二年的春荒最为严重。由此可见,在经济普遍不发达外来支援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发展副业是生产自救、解决资金、粮食缺乏的最重要的手段。

　　3 组织农村借贷和互助。西北军政委员会提出活跃农村借贷是克服灾荒的关键,提倡农村自由借贷,强调发展副业并生产。[ 5 ] (P77) 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政府除了发放有限的救济粮、救济金,还采取鼓励活跃农村借贷的措施,包括银行借贷、自由借贷、互助互济。

　　1951 年,中国人民银行南郑(汉中) 办事处发放农具、种籽、肥料、耕牛、副业、生活等项贷款718 亿元(折合新人民币718 亿元) 。[ 2 ] (P449) 城固灾情发生后,政府大力宣传借贷政策,发动亲朋邻居关系,互助互济,发动亲帮亲、邻帮邻,保证有借有还,开展自由借贷。双溪乡在五天内借出包谷3 万斤,木炭1 800 斤,解决了32 户缺粮问题,并由银行抽出干部下去发放贷款,以便群众添置农具、购买种籽,解决副业生产资金。1959 年全区发放贷款1 420 万元,粮食预购款119 万元,农副土特产预购款14316 万元,合计近2 000 万元,在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4 提倡节约。作为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农业,在遭受灾害袭击后,如果出现温饱问题,受害人自发的现象就是节约,精打细算。在封建社会,一旦灾情发生,皇帝下诏皇室、官府减少开支,以身作则,民间亦提倡节俭以相互支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1950 年关于生产自救的补充指示中,要求必须寻找节约渡荒的方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厉行精简节约,既是抗灾所需,又是发展长期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前提之一。”[5 ]国家精简城镇人口,号召城镇人口每天节约一两粮,都是节约渡荒的具体做法。汉中地区在1950 年代节约渡荒的措施,除了下放居民,减少城镇人口,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大力种植蔬菜,寻找代食品。

　　灾害时期粮食短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汉中有的地方农民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宁强县一农民20 天只分得2 斤粮。有的地方一人一天只能吃三两多粮食,有的地方社员口粮平均不到60 斤(从第一次分粮到第二次收粮,近半年的时间) ,远远低于1952 —1959年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的183 —204 公斤[6 ] (P392) 。当时情况下,平均每人每天消费多少粮食才能保证基本生存需要? 我们必须考虑到肉类、蛋类以及食油、副食对主粮的重要补充作用,而当时这些都是比较缺乏的。1959 年汉中专署规定灾区口粮供应每人每天不低于12 两, ②这应是一个基准数。1959 年宁强县的一份材料中提到罗家坝管理区一生产队每人每天只能吃115 两口粮。③在粮食收成远远不能满足基本需求下,寻找代食品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秦巴无闲草”的汉中多山林,丰富的植物资源又提供了大量的代食品。如蕨根、黄姜根、橡子、红籽儿(救兵粮) 、地耳、野刺梨等都营养价值比较高。据记载,汉中全区1959 年共寻找代食品36 234 万斤,种植蔬菜62 万亩,补充了口粮不足。

　　正因为生产自救及时有效,副业生产搞得较好,代食品、蔬菜又补充粮食的不足,与同一时期全国其他灾区相比,汉中饿死人的比例相对小。全国1950 年代死亡率最高是1959年,为14159 ‰,[6 ] (P394) 汉中地区缺乏完整的统计,只有宁强县和勉县张家河两地资料比较全,而且这两地是1959 年汉中灾害最严重的地区,宁强当年与饥饿有关的死亡数714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12 ‰,张家河民国时期因大旱出现过死亡人数过半的情况,1959 年死亡27 人,死亡率为417 ‰, ④远远低于全国水平。

　　除此之外,汉中在1950 年代还大兴水利,整治大小河流,修建汉江堤防、褒河堤防,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对当时的防灾、救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的赈粮、赈灾活动,作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救灾活动,也起了及时的效果,这里不必赘述。

　　总的说来,汉中1950 年代频繁的自然灾害,既考验了人,也锻炼了人,在经济普遍落后,交通闭塞,信息不发达的情况下,政府和灾区百姓积累了丰富的抗灾经验,既战胜了当时的困难,也为其后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积累了经验。特别是从解放之初的灾后救灾发展到防灾、预灾、报灾、定灾,突出防灾的重要性,救灾体系日趋完善,报灾制度在1960 年代也基本达到科学化。

　　三、经验与教训

　　1950 年代汉中的救灾虽然取得了成效,但由于受片面的“人定胜天”观念的影响,漠视自然规律,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于救灾,忽视对防灾、避灾的理性探索,其副面效应在后来也逐步显现出来,例如1969、1979 年的大旱灾,1981、1998 年的大洪水等。

　　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脆弱,防灾、救灾未能实现科学化,以致政府的大量精力用在解决各种自然灾害及人为灾害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对经济建设的资金、技术、精力投入不够,致使经济长期滞缓落后,反过来经济落后又制约着抗灾水平,使大量贫困人口存在,削弱了救灾效率。

　　从汉中的灾害类型来看,主要是水、旱灾害,因此,加强水利建设,整治主要河道,对于预防水患、提高抗旱能力,以及提高人民生产、生活水平非常重要。

　　在建国初期的救灾中,还存在着杀鸡取卵的做法,由于灾害造成粮食减产,政府大力提倡开垦荒地,致使毁林开荒的事件普遍发生。这一时期的植树造林主要是速成林,解决烧柴问题,而生态林比例很小。汉中全区1951 —1958 年植用材林2 258 636 亩,特用林(油桐、油茶)

　　2 864 939 亩,而防护林才1 161 397 亩。①同时救灾中发展副业如烧炭、栽培木耳、做农具、采原木等活动,都使大量的林木遭到破坏,其直接后果是水土流失严重,河床升高变宽,河流调节灾害的能力降低,泥石流等复杂灾害发生。研究表明,近年来长江、淮河大水都与上游植被遭到破坏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有关,长时间旱灾也与一个地区自身调节能力降低有关。因此,要使汉中地区风调雨顺,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灾害,真正成为“小江南”,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进行“山川秀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 参考文献]

　　[1 ]汉中市汉台区史志办公室. 汉台区50 年大事记[M] .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9.

　　[2 ]汉中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汉中市志[M]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3 ]夏明方.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 . 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社论. 生产救灾,节约备荒[N] . 人民日报,1949-09-07.

　　[5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编印. 生产救灾资料选[R] . 1950.

　　[6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M] . 北京:三联书店,1961.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