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护农民利益，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同时提高粮价，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受“浮夸风”影响，不少地方虚报粮食产量，导致了超额征购。1959～1961年三年粮食 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其中1959年粮食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9.6%。而正常 年景，粮食征购数仅占粮食产量的20%多。　 ［1］（p.410）　 据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估计，“粮食，1958、 1959两年大约多收购了贸易粮200亿斤到300亿斤”。 ① 尽管后来加大了粮食返销农村的力度， 1959年、1960年的净收购率还是高于常年。因此，在农村遇到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时， 超额征购就使农村缺粮的情况更加严重。针对农产品收购“估产偏高，任务过大，分配过 头”、“粮食部门和商业部门采购过多”的“左”倾错误，国家着手减少粮食征购。1961年1 月15日，中央要求“在规定国家农产品收购任务的时候，应当注意给农民留下必要的自用 量”。 ② 据统计，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征购粮食的实际数是679亿 斤（贸易粮 ③ ，下同），比庐山会议确定的当年计划征购数717.5亿斤减少38.5亿斤，比上一 个粮食年度实际征购数837亿斤减少158亿斤，折合原粮 ④ 190亿斤，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少缴 售30多斤，相当于每人1个月的口粮。 ⑤

　　国家还大幅减少全国农业税的征收任务。分别在1960年、1961年两次调整农业税征收， 至1961年，农业税已由1958年的388亿斤降低到215亿斤（正税，细粮，下同），1961年由 于照顾灾区，农业税实际只征收194亿斤。 ⑥ 此外，国家还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1959～ 1961年三年平均每年返销农村的粮食为364.4亿斤，占这三年平均征购量的34.4%，比1957 年增加81亿斤。　 ［2］（p.108）　 此外，中央还对“反瞒产”运动的错误予以彻底纠正。当时，部分地 区的社队在大队统一管理的粮食仓库之外还有粮食“小仓库”，有人主张把它追查出来，归入 国库，或者征购其百分之五六十。中央坚决阻止了这种做法，认为这部分粮食“应该听任群 众的决定。上级机关要公开宣布，国家保证不把这部分粮食上调，也不再增加征购任务”。 ⑦　

　　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成立以陈云为首的粮价问题小组，研究提高粮价问题并提 出报告。粮价问题小组提出的办法是:1961年夏收起，全国粮食收购价平均提高20%，连同 1960年已经实行的对主要产粮区的加价奖励全国平均5%，共计提高25%，预计提价以后， 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将增加65亿元到75亿元左右。同时，建议粮食销价暂不提高。 ⑧ 中央 于1961年1月15日批准了该报告。国家还相应提高了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据统计，1962年与 1957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32.3%，其中粮食提高36.1%，经济作物提高 14.7%，畜产品提高31.6%，其他农副产品提高40.9%。　 ［8］　 国家还对多产粮食和多提供商品粮 的人民公社、生产队给予奖励。 ⑨ 1961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生产大队向国家每出售 1500斤贸易粮，奖售布15尺、纸烟3条、胶鞋1双。超产超购的粮食按粮食价款全额奖售工业品。 ① 由于实施了减少征购、增加进口、提高粮价和奖售农产品等几项重要政策，提高了农 民种粮的积极性。1961年7月1日到1962年6月30日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周转库存增加17 亿斤，改变了前几年一直下降的趋势。 ②

　　（三）压缩精简城镇人口，支援农业战线　

　  由于“大跃进”运动中新建了一大批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市人口猛增了3000 多万”　 ［9］　 ，城市对粮食的需求激增，加剧了粮食紧张的局面。鉴于城市粮食销售量增长过快， 早在1960年9月14日，中央已发出指示，要求压缩城市人口下农村。全年平均压缩300万 人。 ③ 当时，对于是否需要这样做特别是压缩的力度存在不同认识。陈云在1961年5月的中 央工作会议上，精辟地分析了动员部分城市人口下乡的重要性。他说:“工人头一年下去，每 人每年一般可以少供应一百五十斤粮食，下去一千万人就是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三十亿 斤。这是第一年的差别。更显著的差别还在第二年。原来家在农村的工人回了老家，原来家在 城市的工人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集体生产和分配了，加上自留地有收成了，他们就不要国家 供应粮食了。这样，下乡一千万人就可以少供应粮食四十五亿斤，两千万人就是九十亿 斤。”　 ［10］　 中央工作会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制定了《关于减少城市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 九条办法》，要求当年内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三年内减少2000万人以上。［11］ 1962年5月， 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会议后，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 口。　 ［12］　 据统计，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 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　 ［13］　 城市粮食销量相应下降，“城镇非农业销售由1960年的 631亿斤，压缩到1962年的470亿斤，减少161亿斤”。　 ［2］（p.118）　

　　大量精简职工、城镇人口，减少了粮食销量和粮食征购量，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这不仅有 效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局面，而且有利于加快农业的恢复。　

　　（四）全国上下节衣缩食，压缩口粮，大搞“瓜菜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