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19世纪后期的环保运动在其关怀上也与今日的环保运动一脉相承。历史学者与今日的环保主义者对19世纪后期环保运动最为经常的批判是，它所传递的是中产阶级的白种男性的社会理念与美学理想，边缘社会群体，包括有色人种、无产阶级以及妇女的利益往往被忽略甚至牺牲。诚然，就环保运动的参与主体而言，19世纪后期的运动缺乏草根组织的身影，然而并不能据此否定当时该运动的民主性。首先，各类妇女组织是当时环保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这种参与往往伴随着她们对女性社会地位的重新界定。其次，在当时环保运动的各个层面，普通人甚至社会底层的环境利益与需求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以城市公园的建造为例，其根本目的在于予以城市人群，特别是被迫在贫民窟中挣扎生存的人们一个自由呼吸与接触自然的空间。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环保运动的民主性的体现不止限于人事，同时及于自然。正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自然在工业、城市时代的重要意义开始得到凸显，以约翰·缪尔为代表的一批环保意识的倡导者所焦虑的不只是人类在环境问题冲击下所要直面的重重危机，还有自然之中各个生态系统及其成员所要经历的各类威胁甚至灾难。

　  目极情未毕

　  然而，同19世纪后期相比，当代环保运动的变化并非只是广度与深度的拓展，在其思想内核上，它也同样发生了转变，其最重要的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增长”信仰的挑战；第二是对技术福音的质疑；第三则是对国家边界的冲击。

　  从白人进入美洲始，建立在对自然剥削基础上的财富增长便被奉为圭臬，成为个人以及社会整体的终极追求。对增长的笃定信仰在19世纪后期环保运动的过程中并未受到动摇，所具的变化不过是寻求以更为理性、高效的方式来实现增长。彼时，虽然有微弱的声音表达对无极限增长的疑虑，然而这样的声音被淹没在呼吁增长的大潮中。但是，1972年《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横空出世象征着对人口的增长、消费的增长以及最终对财富的增长进行彻底反思的时代的到来。这一反思最重要的意义并非是传统中人文学者、诗人对增长过程中文明对自然造成侵蚀的控诉，或者是对文明本身的悲观甚至绝望，而是一批以生态学家为代表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对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失衡所做的科学与现实层面的研究与评估，其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如何通过消解社会对各类增长的迷信来恢复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生态系统平衡。

　  在挑战对增长的信仰的同时，卡森等人的作品引发了对工业社会的技术福音的质疑。19世纪后期，正是以电力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始以横扫千军之态势改变社会传统与观念的时代。各类新技术为社会生产与消费所带来的福音实在太过迷人，人们倾向于无视这些技术对自然、甚至人类生存所存在的潜在威胁。然而，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戈尔在其纪录片中所言的不容忽视的真相，当代环保运动也开始以一种远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技术，思考技术所带来的种种舒适与便利。但是，同对增长的反思一样，对技术的重审并非建立在反科学主义的基础上，它所呼吁的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与伦理层面的尊重自然和美学层面的热爱自然意气相投，并无冲突。

　  当代环保运动发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则是全球化的趋势。美国19世纪后期的环保运动弥漫着浓厚的国家至上主义的色彩。以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为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美国人将自然美景视为本国与旧大陆诸国竞争的优势，在没有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的情况下，黄石公园、约赛米特、尼亚加拉瀑布、科罗拉多峡谷等处得以保护的首要原因在于它们是美国的奇迹。但是，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已然是大势所趋，当代环保运动也突破了国家疆域的限制，无论其话语还是其诉求都以地球为出发点，而非一国一地之利。这一期间出版的《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等书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40年前在美国欢庆的4月22日之所以被命名为“地球日”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但是，当代环保运动所具有的这些特质无法为人们带来地球前景风光无限的乐观预测。对增长的挑战往往激起社会各个集团以经济、文化、宗教、种族、社会等各种名义对各种形式的增长进行捍卫，而用以捍卫增长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往往便是可以无限增长的技术。而面对我们共同的未来，虽然环境的问题超越地理的边界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当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甚至个人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之际，共同的未来仍然要为我们自身的未来做出让步甚或牺牲。因此，当回顾百余年间环保运动走过的道路，也许它现在所处的位置距离它的起点要远比我们的想象近出许多，而它的前方则更是迷雾重重、坎坷多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