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人把它与我国的人口发展特别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风险超过金融危机，过剩的货币是中国过剩的男孩造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堰塞湖”。通过多次阅读和思考，个人觉得他们的基本观点站不住脚。
　　过剩货币是过剩男孩造成的吗？
　　曾有人认为：中国新生婴儿中的男孩比例开始远远超过女孩。结果当然是出现了大量的剩男。女性数量的相对减少使中国的婚姻市场竞争过度，有男孩的家庭试图通过积累更多财富来提高儿子的竞争力。而很多中国家庭积累财富的方式只是储蓄，少量投资也往往以高比例储蓄为前提。这一理论得到了相关统计数据的支持，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地区，有儿子的家庭储蓄率更高。“高储蓄率造成了当下的消费不足和银行资金过剩，二者对经济情势有推波助澜之嫌。消费不足使中国的内部需求无法有效填补外部需求剧减形成的窟窿；银行资金过剩在银行因故不能审慎放贷时会加剧资金使用的无效率；两者相加则可能意味着过剩的产能、悄悄生长的坏账和通货膨胀压力。”
　　中国高储蓄率有多种原因：中国的社保制度还不健全，老百姓有预防性储蓄的需求；传统文化教导国人量入为出，不要提前消费；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所致，比如买房子要储蓄；人口年龄结构所致，劳动人口多的储蓄率一般会比较高，所以居民储蓄率也较高；中国总体储蓄率高源自较高的企业储蓄率，而企业储蓄率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欠佳。
　　生男生女对储蓄有些影响，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全部的。有一种说法认为，生男孩是“建设银行”，生女孩是“招商银行”，也就是说生男生女对父母造成的经济负担是不同的，是有结构性影响的，但并不造成更多的货币储蓄。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堰塞湖”吗？
　　去年重阳节时，有人提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的“堰塞湖”，认为：由于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长期的低出生率导致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似乎已难以逆转。特别是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独生子女在未来将面临更严重的老龄化挑战。中国经济增长倚靠的劳动力优势，在年轻人口逐渐老去之后将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堰塞湖”。
　　目前，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基本处在空转的状态下，实际上还是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体制。在当前适龄劳动力人口较多的情况下，才仅仅勉强支撑低水平的养老保障，随着人口逐步老龄化，现收现付体制无疑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而言，显然并不那么乐观，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失去最强劲的动力。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流通的三种形态时，创立了社会再生产要求有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的并存性与继起性相结合的普遍性、规律性理论。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未成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退休年龄人口的并存性与继起性也是实用的、科学的。以人为本的科学人口论，观察人口发展进程，就要进一步掌握这三种人口形态的并存性与继起性的规律，正确处理三种人口形态的并存与继起之间的结构关系。年龄结构是基础。一般说来，在进行工业化的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总是比重大、数量多，这是人口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将会不断优化。
　　未成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退休年龄人口的并存性与继起性，也可以用不同的江河湖海来比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当老年人口比重刚刚进入老龄化指标时，就成为“江河型”的人口老龄化，这时需要适时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如果调整不力，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快速增长，就会形成“瀑布型”的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出现拥堵现象，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人口老龄化加重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压力，但不至于成为“堰塞湖”。
　　人口老龄化比金融危机风险更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较晚，但从1970年开始也仅用了30年。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出生速度，20世纪后半期还呈现加速增长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950—1975年为2.1%，1975—2000年为2.8%，2000—2025年预计将达到3.3%。从老龄人口总量的增加来看，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2000年达1.3亿，21世纪前半期将连续增加到3亿、4亿甚至更多，始终居世界第一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人口问题不仅是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而且还包括老龄人口总量和比重不断上升的新型人口问题。
　　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社会发展方面有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但它们是在实现现代化、经济发达之后出现的老龄问题，先富后老，可是至今仍然感到老龄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压力很大。中国刚刚进入小康社会就迎来了比发达国家更为突出的老龄问题，先老待富。目前来看，老龄化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还不太大，老龄人口比重也不太大，许多老年人还有工作方面的特长和优势，但是老龄人口多，比重不断上升，对养老金、医疗费用、家庭负担、社会照料、心理状态等都有许多不断加大的负担和影响。
　　2009年4月，有外国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老龄化风险超过金融危机》的文章。他在文中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料，即“从2007年至2014年，20国集团（G20）中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国债负债率（国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将上升至近25%。这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但到2050年，这场危机的成本最多只会有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成本的5%。IMF指出：‘虽说这场危机造成了庞大的财政成本，但至少在发达国家，长期财政偿付能力面临的主要威胁仍来自不利的人口变化趋势。’”另外，文中还列举了欧洲各国的情况，“在英国，政府预计，到2017—2018年，老龄化每年带来的额外成本将达到GDP的1.6%。增加的相关开支，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相当于为国债负债率上升37%偿付利息。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预计将使国债负债率上升29%。在法、德、美等国，经过长期的相对平静后，人口成本在未来10年将突然恶化。未来10年内，老龄化问题将使纳税人的日子相当艰难。”
　　实际上，这里用作对比的统计指标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应对金融危机所花的国债，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养老金，不是同一类货币支出。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人口老龄化则是人口结构变动时老年人口增多引起的。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依靠发展经济，要富裕起来。富裕起来后，养老金的支出并不算大问题。但经济发达和社会富裕后，极易产生贫富差距扩大，暴发户疯狂追逐暴利，炒作金融及其衍生品市场，必然引爆金融危机。因此，他们说人口老龄化比金融危机影响更大，显然是转嫁危机，嫁祸于人口老龄化。
　　在不同阶段，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次贷危机阶段，可以说影响不大。转为金融危机后，受我国现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制度的制约，影响也有限。2008年底，危机波及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工商企业运营困难，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收入与消费减少，对我国产品的需求量下降，然而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高，出口突然减少对我国经济有实质性影响。2009年后半年，经过反危机措施作用，我国经济出现回升向好势头，但全球将进入后危机阶段，危机的影响进入到深层次的领域，需要长期治理。这种影响比人口老龄化深远得多。不能把资本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刻弊端用人口老龄化来转移，把金融危机的影响嫁祸于人口老龄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