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了1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实际落地150项，统称“156项工程”），这些项目通过“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的机器制造工业”，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为了平衡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发挥原料产地和地理交通优势，并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156项工程基本没有在沿海工业重镇设点，而是将79%的重点项目放在了西北、西南和东北等内陆地区。这些城市原有的工业和市政设施都较为落后，缺乏足够的技术管理人员，难以独自承担繁重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工业城市给予大力支持。据初步统计，“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共调出各种专业人员217804人，其中工人128144人、工程技术人员29790人、职员41511人、其他人员18359人，为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目前关于156项工程的研究成果，已经关注到上海对内陆城市的技术和人才支援，也有论述156项工程和工业城市发展过程中上海技术管理人员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对于地方之间资源转移和横向支援的过程细节论述尚不充分，也未能充分揭示出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支援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具体参与者对于支援活动的态度及看法。本文选择上海和156项工程建设重镇洛阳的互动过程为研究对象，探讨上海如何通过企业动员和人员内迁的方式，推动技术人力资源在洛阳的集聚，进而使洛阳实现城市的“再造”。笔者认为，尽管156项工程没有落户上海，但上海通过资源的横向支援，在重点工程和工业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时时处于“在场”状态。这说明，在对156项工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制定，也不能局限于地方自身的微观角色作用，而是要从横向关联的角度出发，将重大建设项目置于“全国一盘棋”的中观视野之中，全方位关注资源在城市之间横向转移的过程、机制和效果，为阐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提供经验支撑。 

“一五”计划期间重点项目的开展与上海的资源转移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呈现出沿海工业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内陆发展相对迟缓的区域格局。据1952年的统计，沿海各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2.6%，其中仅上海、天津、沈阳三市的工业总产值即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80%的钢铁工业位于沿海。正如毛泽东1956年所言：“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种工业布局不仅不利于区域之间经济的平衡发展，造成原材料和成品运输的浪费，还容易遭到敌人对沿海地区的骚扰，甚至破坏轰炸。为此，“一五”计划建设布局的指导思想就是“逐步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在全国各地适当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燃料产区和消费地区，并使工业布局适应巩固国防的要求，逐步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总体来看，“一五”计划期间动工的694个大型项目中，472个在中西部，占68%，222个在东部，占32%。而在156项工程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之中，包括106个民用项目和44个国防项目，其中106个民用项目，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各有50个；44个国防项目，除了部分造船厂必须在沿海布设之外，有35个项目位于中西部地区。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共获得190.8亿元投资，约占总投资额的97.3%。

　　将重大建设项目放在中西部地区，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设备、资金和人才缺口，这些资源“都需要近海城市原有工业来供应和支援”。上海作为“全国工业的最大的中心，也是全国技术的中心”，对于“全国工业化的支援方面，对于技术生产方面，有它决定性的作用”。为了推进156项工程的建设，自1954年起，重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等部委要求上海选派技术人员去内陆城市支援生产。对此，上海市积极响应。1954年6月，上海市政府和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大会，动员技术工人参加国家重点建设，会议指出：“以技术人才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是全上海人民、首先是工人群众带有长期性的光荣任务，因此，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及各级工会组织，都应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把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动员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8年，上海动员赴外地参加工农业建设的劳动者超过150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万多人、技术工人13.7万人，为各地培训艺徒13万人”，支援各地数以万计的机器设备、工艺品和原材料。其中，在156项工程建设方面，“一五”计划期间，上海总共动员了8.21万名熟练技工、2.38万名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批一般劳动力参与其中，尤其是在1955年、1956年重点项目建设的高峰阶段，上海从企业中选拔输送了53895名技术工人、14662名技术人员投入生产，还在企业内部抽调了各类人员92244名，并输送统一分配的各类学校毕业生23434名，社会劳动力90231名。这些技术人员多数是钳工、车工、电焊工、气焊工、冷作铆工、铣工等核心工种，一半以上的人员技术等级在五级以上，部分技工的工龄超过20年，不少技术人员还是劳动模范、工会干部、车间主任等骨干分子。

　　除了技术人员内迁之外，上海还动员企业整体搬迁，这与“一五”计划初期的“发展内陆、沿海紧缩”策略有关。1951年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在《关于制定一九五一——一九五五年度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经济国家计划方针的指示（草案）》中提出，上海等沿海工业发达地区禁止建设大规模的企业，以便在可能范围内将新兴的工业建设向内地转移。1953年初，中共中央华东局（以下简称华东局）在上海召开工业会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在会上指出：华东地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均不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因此今后在工作上，除了坚决保证中央所规定的重点建设与新建任务的完成外，应着重利用现有企业的基础，充分发挥其潜在力量，为国家积累资金，培养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以支援在全国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根据这一指示，1953年编制的上海“一五”计划提出：“对现有企业，一般不作新建和扩建”，“对城市畸形臃肿的不合理状态，逐步加以紧缩”，“充分发挥上海工业基地的作用，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力争出产品、出资金、出技术、出人才”。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上海数十家企业陆续迁往内陆城市，这些企业以原私营企业为主，涉及机械、水泥、化工、服装、橡胶、针织等行业，对于改善内陆较为贫乏的物资供应状况、恢复地方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发展内陆、沿海紧缩”的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固然使内陆城市得到所需的技术、资金和设备支援，但也对沿海发达城市的工业生产造成阻碍。此前，中财委已经提醒工业城市的重点企业，要准备在几年内预先在旧厂中培养足够的技术员工，“以便割了三四道韭菜之后，一切旧厂仍能照常办事和提高生产”。中共上海市委也多次要求工厂“精打细算，合理和节约使用技术劳动力……保证抽调一批，成长一批”。但是，随着国家工业建设任务的逐年扩大，上海承担的技术转移和城市建设的任务日渐繁重，仍然出现了“捉襟见肘”的情况，表现在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调离出去，但新生力量没有成长起来，严重影响了原有企业的生产。1955年，上海工业总产值比前一年下降2.8%，其中纺织工业下降11.1%，轻工业下降1.4%。

　　为了完成生产任务，部分企业开始“压人”，通过强调本部门业务重要性的方式保留技术骨干。对此，中共上海市委既批评企业负责人的“本位主义”和“保守思想”，有意夸大困难，但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抽调干部支援工业建设时，需要照顾其他各项工作所必需的主干力量，如果抽调过度，也是要批判和纠正的。1955年2月，上海就解决人员内迁和企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建议，认为“抽调技术员工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而不应是零星地无计划地进行，否则不仅使有关的大城市工作陷于被动、困难，而且对国家长远培训和统一调配技术干部的要求也是不利的”，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认可，提出各工业部门抽调技术员工应尽量避免零星、无计划的现象，并表示“上海如有困难，可暂缓执行”。

　　1956年初，毛泽东在考虑国内外局势后表示，要合理发展沿海地区工业，不能限制，“不用说有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要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5月，陈云在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上海有前途，要发展”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很快做出反应，要求今后除中央根据全局需要决定内迁的工厂外，不再向内地迁移工厂。7月，中共上海市第一届党的代表大会提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此后，上海技术人员支援全国的速度有所放缓。从统计数据来看，1955年、1956年，上海向外地输送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数量均在3万名以上，而在1957年降至不到1万名，内部抽调、社会劳动输送的数量也有所减少。

　　综上所述，“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充分发挥工业门类齐全、专业化水平高、配套能力强、人才资源集中的特点，全力支援156项工程的建设，推动新工业基地和新兴城市发展，包括为内陆城市的发展输送大批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普通劳动者，动员相关工厂企业加班生产各类机械设备，从各个方面为推动工业化进程发挥作用。

人才迁洛与技术推动：上海对洛阳的支援 

　　上海的人才、设备和资金输出之后，主要支援对象是156项工程的建设目的地，如洛阳、西安、兰州、包头、长春等城市，其中洛阳、西安、兰州三地为重中之重。1954年6月召开的建筑工程部第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上，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提出：“全国各城市要相互援助，本钱大的任务少的城市应挺身而出，支援本钱小的工业任务大的城市。东北自力更生，以沈阳、哈尔滨支援东北其他城市；西南以重庆支援成都；华东支援西北，华东很慷慨，已经包下洛阳的任务，仍需包西安、兰州两个城市；中南区的武汉由广州支援；包头、太原由北京、天津支援，大家可以订支援合同”。1955年7月，上海与洛阳、西安、兰州等城市的代表团签订初步协议，为配套重点建设项目输送人、财、物。上海对上述城市进行“点对点”的支援，不仅提升了这些城市的工业生产水平，也显著改变了这些城市整体的建设风貌。其中，上海对洛阳的支援持续时间长、投入资源多、后续影响大，可以作为典型案例加以论述。

　　洛阳作为156项工程的重镇，始于第一拖拉机制造厂（以下简称第一拖拉机厂）的建设。1953年8月，中央从工业布局和国防安全考虑，提出在河南省选择拖拉机制造厂的厂址。洛阳“地势平坦，有足够的面积安置所有的厂房和其它建筑物，并有发展余地，宿舍区可以离厂不远，卫生条件也好”，这些优势得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认可，向中央做了汇报。经毛泽东批准，国家计委正式决定在洛阳涧西地区建造拖拉机厂，并产生“磁场”效应，将与之配套的滚珠轴承厂、矿山机械厂、热电厂、有色金属加工厂、柴油机厂等其他156项工程也一并落子涧西。正如毛泽东所言：“要把轴承、拖拉机等大厂建在洛阳，将九朝古都复兴起来”。

　　选择洛阳作为重工业生产基地，面临的最大阻碍是生产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1949年之前，洛阳仅有1家装机容量500千瓦的小发电厂，其他都是翻砂、采煤、铁工、印刷、面粉、纺织等小厂或手工作坊，“其中最大的不过30个人，最小的只有3个人”，且工人整体教育程度和技术能力较差，多数为文盲。通过“借力”的方式集聚优质的劳动力资源，能够尽快缩短技术落差，改变人才匮乏的状况，提升项目建设水平。1954年9月，建筑工业部副部长万里前往上海，要求上海支援相关配套工厂，通过与洛阳有关部门的具体接洽，落实技术装备转移的事宜。12月，上海将建筑机械厂、汽车修配厂以及公私合营荣大水泥制品厂迁往洛阳。在装备方面，上海也给予了大量的机器和零配件支援，如制造拖拉机的过程中，上海工具厂承制了15000多件工具，上海机床厂支援了100多台精密磨床，上海交电公司供应五金零件，上海橡胶厂提前制好所需轮胎，等等。

　　随着重点建设项目的开展，上海组织大批工人内迁洛阳，并在培养技术骨干方面提供充分支持。从1955年2月至1956年3月，上海先后动员组织了自行车厂、新中动力机厂、中国纺织机械厂、上海锅炉厂等20余家国营、公私合营工厂为第一拖拉机厂培养了600多名技术工人。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直接对人事科制订的学员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进行指导，并指定专人进行授课辅导；修理车间高级技工利用休息时间到车间进行技术传授，督促学员尽快掌握技术。通过重点教授，学员的技术能力提升很快。工厂原有的400多名三级、四级技工，经过一年的培养，成长为四级至七级的技工；200多名工人原先只是不懂技术的初中生和小学生，最后也被培养成为二级、三级技工。企业之间还进行联合培养，加强技术交流，使工人能够在不同的车间、岗位之间学习技术，提高生产效率。而在洛阳滚珠轴承厂，上海先是在全市企业中挑选五金技工前往苏联学习技术，其中25名技工回国之后被派往滚珠轴承厂工作，此后又于1954年派出300名技工支援滚珠轴承厂的生产工作。另外，上海柴油机厂还选派从厂长到一般管理干部的一整套班子，输送给洛阳柴油机厂。

　　为了选拔合适的人员内迁洛阳，中共上海市委采取“四步走”的措施。首先确立党委领导，由党组织设立专班进行统一指挥，明确选拔标准是“历史清楚，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能服从组织调配，愿为国家重点建设服务者”；其次进行“思想动员”，说明“迁洛”是为了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激发工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团委、妇联还有针对性地对青年技工和家属进行动员；再次是“摸底审查”，对技术人员的情况进行“内部排队”，由上海市总工会办事处和劳动科负责具体工作；最后进入报名程序，先召开全体大会，介绍动员步骤计划，解决困难问题，然后进行个人报名，经由所在部门的领导批准和公安分局的政治审查，最终确定迁洛人选，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任务分派。从后来前往洛阳的工人情况来看，党员、团员的比例超过35%，政治审查较为严格，“历史上如果有一点小问题就通不过”，甚至主动报名的工人也不允许前往。

　　在工人最关心的工资方面，相关文件中要求原则上按照技术等级，根据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如果新厂工资标准低于原来工资收入，参照原单位同级技工的基本工资收入，一段时间内保留其超出规定的工资标准部分；如果新厂工资高于原来工资收入，则按照新厂工资标准支付。技术等级由新厂评定（一般在三个月内完成），根据评定结果按新厂工资制度支付工资，另发调职津贴。总之，尽可能保证工人在洛阳工作之后，其工资收入不低于上海同级别工人的收入水平。此外，为了使工人无后顾之忧，文件还提出工人可携带家属，经本人申请、上级批准之后，家属可以在一年之内前往洛阳，直系亲属的旅费及住房费用由工业部门按照规定制度报销，在此期间，工人还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补助费用于贴补家用，各基层单位应主动加强联系和照顾家属。如果家庭负担过重或者家属不同意，“经说服教育无效者”，应当以不动员为原则，“亦不勉强”，防止凑数硬拉，避免日后产生问题难以解决。此外，工人的劳保福利均按国家规定办理，本企业工龄根据原劳保卡所列工龄转入新厂。

　　获得选拔的工人，最初的计划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国营工厂培养一个时期，从政治上、技术上进一步提高后再调往洛阳。但从一些工人的回忆情况来看，多数安排迁洛的工人稍作休整即前往长春第一汽车厂，在长春完成了几个月的技术培训后，再迁至洛阳。1955年7月，第一批内迁洛阳的工人在上海火车站（即老北站）整装待发北上长春，各界人士敲锣打鼓送行，宣传部门还专门拍摄了纪录片。前往长春之后，工人参加了由长春第一汽车厂、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滚珠轴承厂共同举办的俄文班，由苏联专家讲授技术知识，随后前往车间进行实习。支援第一拖拉机厂设备安装工作的第一批工人在1956年6月上旬由上海到达工地。

　　前往洛阳工作的上海工人，多数原先就已经是技术骨干，再经过上海、长春等地的短期培训，普遍以技术出众而著称。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第一书记的李立就曾来到第一拖拉机厂总装车间，拜一位来自上海的老工人为师，在其指导下加工零件。上海技工进入第一拖拉机厂之后，很快就开始带学徒，把技术能力和宝贵经验传授给年轻工人，有年轻的三级工在上海老师傅的教授下，数月之内便达到了五级工水平。还有工人“一专多能，掌握了车、钳、刨、磨等多种工作，减少了人员配置，节省了国家开支”，被评为设备保养能手。部分车间因上海人“扎堆”，互相用方言交流，甚至使年轻人也耳濡目染地学会了上海话。还有文艺作品描写迁洛工人，如相声《打“虎”》描绘某企业自主研发煤气发生炉，关键技术始终无法突破，只能搬请“上海调来的老工人”来“会诊”，最终解决了核心问题。当时还有“东北的干部、上海的技术、河南的工人”这样的口头禅流传。这些远离故乡的技工“拼命干工作，有多少力量就使多少力量。白班连二班，二班连三班，有时候三班连着白班干……赶都赶不回家，都在那里干，有的人在边上睡着了，醒来又接着干，也不回家”，这种工作精神得到了本地工人的高度赞誉。上海工人丁志良、朱明等在第一拖拉机厂的工程建设中积极投入，被评为洛阳市、河南省劳动模范，出席了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上海市委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介绍各地各需工单位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工资状况，使工人报名参加重点建设时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得盲目许愿，乱开空头支票”。但从一些工人的事后回忆来看，招工时仍不免有夸大其词的成分，“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上海市劳动局做动员宣传时，声言所有的厂房和宿舍都建好了，“其实就是在讲以后会是什么样”。

　　在各类意见中，“工资问题是最多最尖锐的问题”。迁洛工人发现，“工资政策一宣布，大部分都比上海工资低”。有工人表示，在上海夫妻两人月收入180多元，到洛阳每月仅有90元左右，少了一半，原先允诺工人的探亲费、劳保待遇、家属就业等问题，部分也未得到解决。尽管工人表示“我们主要是支援国家”“都不讲究报酬”“没有去想经济问题”，但落差感仍然普遍存在，“能没有落差吗？生活条件落差，家庭习惯（不适应），老母亲（也）不在这个地方。（领导）讲新工厂要搞建设，去了可能要吃点苦，要有点思想准备。讲了几个道理，来了以后，你一看……”，甚至还出现来到洛阳之后，发现条件不佳、收入下降，还没报到就“打道回府”的情况。除此之外，部分上海工人自诩掌握先进技术，对洛阳本地的工人态度不够友善，双方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矛盾，一度出现了“上海人不喜欢河南人讲话，河南人不愿听‘阿拉（上海话）’”等状况。

　　尽管出现上述问题，但总体而言，留在洛阳安心工作的上海工人仍占多数。据20世纪后期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在156项工程云集的洛阳涧西区8个派出所271407名常住居民之中，籍贯是上海的占2.17%，约有6000人。考虑到上海人的籍贯有相当比例来自江苏、浙江，则在17000多名籍贯是江苏、浙江的居民中，理应也有不少是从上海来到洛阳。1956年的迁洛上海工人家属区，“不只是可以听到居民们说话时全操着上海一带的口音，你还会看到那完全是南方风味的生活景象”，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取代洛阳方言成为通用语。

洛阳的“城市再造”：工业新城的初步形成 

　　随着生产建设人员及其家属的大量迁入，洛阳的城市规模迅速增大，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的矛盾逐渐显现。1949年，洛阳城区面积仅有4.5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9万。时人回忆：“洛阳的街道大都是土路，只有民主街口到体育场的一小段是柏油马路。街上没有自行车和汽车，更没有公交车”。运输、商业、饮食、旅馆、服装、照相等行业都存在很大缺口，服务业的整体水准也相对较低，制作一件正装的时间需要两三个月。随着企业和人员内迁，洛阳服务型行业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凸显。例如，全市只有3家小浴池共能容纳200人，而每天需要沐浴的有1000人以上，有的工人甚至1个月洗不上澡。总之，这一时期的洛阳“工业基础以及其他条件都很差，应付当前面临的基建任务、困难确实很大”。

　　为了提升内陆城市的建设水平，1954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重点建设城市的方针》，要求“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业城市”，尤其建造与工业化相匹配的公用设施，这是“全部城市建设工作的重点”。1955年，国务院工作组也在调查报告中提出，洛阳等新建工业城市“凡需要市政工程建设、公用企业管理及其他有关城市建设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和机具设备（包括公共汽车），首先由上海全力支援，确实不能满足需要时再由其他城市援助或自行解决”。以上述方针与报告为要求，上海加大了对洛阳基础设施、服务行业、文化娱乐等部门更新换代的支持力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上海立足自身优势和新兴城市的发展需要，向洛阳转移了大量与基建相关的生产和服务单位。1954年9月，万里和建筑工业部城市建设局副局长孙敬文来到上海，要求对重点建设城市进行基建支援，包括抽调技术人员组建上下水道设计院，专为洛阳等城市进行设计；组织城市建设队伍到新建城市施工；依托技术学校训练城市建设的技术人员等。此后，上海第五建筑公司和安装公司共1.2万人开赴洛阳，负责新建厂房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海市给水排水设计院承担了洛阳的城市供水、排水设计任务。同年，上海市建筑工程局下属荣大水泥制品厂迁往洛阳，该企业主要生产城市建设所需的机制钢骨水泥管、无筋水泥管、排水管、阴沟管等，以及工业、水利、铁道建设所需用的式样复杂的水泥预制品，迁至洛阳之后，很快就获得了洛阳及周边省市的大量订单，且利用洛河的黄沙石子制造水泥，解决了原材料的供应问题，节约了成本。

　　在服务行业方面，由于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逐渐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部分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出现富余状况，有条件向洛阳转移输送。1955年7月，在工业内迁及劳动力调配座谈会上，上海与洛阳等城市的代表团签订初步协议，计划输送服务行业以配套重点建设项目，并为洛阳培养服务行业所需人才。11月，中共上海市委在报告中提出，希望能在迁移工厂的同时，把一部分服务性行业带过去，“这在内地新建城市是非常缺乏的，最好的办法是把内地某些城市所需要的服务性行业包下来，由上海负责动员满足它们的要求”。这种在建立企业的同时，一并组建企业所需社会服务机构的思路，在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时期普遍存在，节省了大量社会资源，为城市发展奠定基础。

　　1956年，上海开始成批动员服务性商店及人员迁往洛阳，特意选择知名度高、影响较大、服务质量优异的老字号商店整体搬迁，如老介纶棉布店、万氏照相馆、万国药房、大新酒楼、民康体育用品商店、英明纸号、荣华礼品店、大东百货店、广升祥百货店、南货百货店、新源实祥布店、义生泰绒线店、三联文具店、野味香饭店、新邨饭店、大利食堂、三友理发店、旭东印染店等。同时，上海还要求迁洛企业内附理发、洗染、饮食、服装、照相等服务部门，除经理外，全部人员由上海配备。有学者统计，从1955年3月12日至1956年底，从上海迁入洛阳的商业职工共678人。

　　在文化娱乐方面，随着城市硬件的日新月异，文化方面供给贫乏的问题逐步显现。1955年，洛阳人口超过20万，却只有1家电影院，工人普遍反映“无聊的礼拜六，苦闷的星期天”。在1955年7月与重点城市签订的服务行业输送协议之中，上海提出向洛阳输送353人，动员私营商业转移资金45万元，在洛阳新建1家电影院，以及新建旅馆1所、浴室2座。10月10日，洛阳专就此事来函催调，上海市文化局回复，“已商得代管文华影片公司同意投资3万元、代管国光影院公司投资4万元，多余机器设备一套。工作人员由我局所属影剧院场冗员中抽调，其中剧场十七名，影院八名，皆已动员就绪，多数是无家属负担之青年职工”，并获得中共上海市委的批复。之后，上海市文化局致函中共洛阳市委通报具体事宜，决定：调拨资金7万元，其中除保留部分作为工作人员之旅费今后报销转账外，余数即可拨汇；调拨35毫米落地式放映机1套，并询问是否需要添置银幕，如需添置，在第一项资金内扣除；抽调工作人员24人来洛阳工作，工作人员及家属拟由12月25日以后分批启程，旅费由洛阳负责。

　　对于上海国营商店和从业人员的迁洛工作，洛阳方面高度重视。在上海迁洛人员抵达洛阳之前，洛阳党政机关即召开商业局、手工业管理局和房产管理局局长会议，研究安置迁洛人员及其家属的住房、饮食等生活问题，专门组建内迁人员接待办公室，负责宿舍修缮和物资采购工作，并对生活上有困难的人员提供补助，还在老城区的核心区域腾出铺面作为迁洛商店的营业场所，使这些商店很快完成前期准备，抵达洛阳之后仅休整三五天即开门营业。

　　一些迁洛人员反映，洛阳的住房条件比上海好，一般有独立厨房和自来水抽水装备，1个月的租金只有2元多，桌子、条凳等全套家具也都是公家借给的。上海迁洛人员不习惯烧散煤，希望能够制成煤球供应。1955年8月，“华南”“复兴”两个煤球厂从上海迁至洛阳，合并为洛阳市煤球加工厂。此外，洛阳有关部门还主动要求“烧肉要加糖，汤要清，味要鲜，并且顿顿能吃到米饭”，洗澡用水也尽量照顾南方人的卫生习惯。

　　在洛阳各界的精心组织下，迁洛商店和从业人员很快融入当地。例如，1955年从上海内迁到洛阳的“上海理发店”，设备齐全整洁，技术又好又快，深受消费者欢迎，是参加全国工交、基建、财贸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大会的先进集体，还于1964年荣获洛阳市财贸战线五好企业、五好集体称号。大新酒楼将上海原店的设备运至洛阳，徽厨名师程氏兄弟等随店北上，全酒楼可同时容纳500余人就餐，是洛阳的一流饭店，连年被评为省、市红旗单位。

　　万氏照相馆1934年始创于上海，1955年迁至洛阳，与同时迁洛的卡德、太平洋、鹏飞、永余、王家、汪明、胜利、丽娜8家照相馆合并成为河南省最大的照相馆，仍名万氏照相馆，后更名为洛阳人民照相馆，1959年获得河南省财贸战线红旗单位荣誉称号。久大五金号职工高元祥，万氏照相馆职工蒋寅，瑞元铜锡店职工汪正祥、许涵鑫、李阿寿等，在洛阳工作的第一年即被评为洛阳市先进工作者，高元祥还被提拔为洛阳市五金公司五金工具门市部主任。

　　因上海迁洛服务型行业的大量聚集，在距离工厂500米的区域，出现了占地近5万平方米的“上海市场”，“区域内最好的照相馆、理发店、饭店都在这条路上……使其成为完全不同于旧城区的商业设施”，“只要进入百货公司或商场，人们就会忘记这是在洛阳”。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第一拖拉机厂职工的生活用品几乎完全来自上海市场，企业和市场之间“相互成就、荣辱与共”。

　　通过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大力援建，洛阳完成了整体风貌的华丽转身，人口从1949年不到9万人，迅速增长至1955年底的38.6万人。1956年底，重点工程云集的洛阳涧西区，修建了几千间职工宿舍、数万公尺的自来水管道、污水管道和电线电缆，加上新建戏院、电影院、工人文化宫及“上海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为一座新型的大工业城市”。有作家感叹：“大上海不但调来了拖拉机厂各工种，也带来了整条的繁华街道。洛阳因此复活了，洛阳有福了。这是老城市支援新城市，这是老厂带新厂。这是创造性的，又是延续性的”。

结语

　　上海对洛阳的人才和企业支援并非孤例。“一五”计划期间，为推进156项工程的建设，上海派出了十余万名技术人员投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哈尔滨电机厂、华北制药厂、兰州炼油厂、鞍山钢铁公司、太原重型机器厂等建设项目的生产工作之中，并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洛阳滚珠轴承厂、西北第一机器厂、湖南机器厂等十余家企业培训学徒和技术管理人员。1950—1962年，上海还向四川、贵州、云南、山西、福建、新疆等20多个省、自治区外迁了近700家企业，涉及纺织、轻工、五金、医药、电机等20多个行业。此外，“一五”计划期间，上海“包下”了西安、兰州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往这些城市派出数千名建筑工人、工程人员，从事厂房营造、铺路埋管、汽车修理等方面的工作，还输送了一批学校、商店、银行、医院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这些“连人带马”式的资源转移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内陆城市工业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空白，为当地发展打下了人和物的重要基石，进而形成持续性的“造血功能”。

　　由上海支援洛阳的案例可以看到，从沿海的工业中心将人力、设备、资金等资源迁移到内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一宏伟计划能够顺利实现，既有赖于沿海与内地各级政府全力落实政策、推进支援工作，也是依靠发挥企业积极性，有效利用各类动员方式的结果。从具体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政府对企业的动员，还是企业对技术人员的号召，都借助“党委领导”和“思想动员”这样的方式，表现在党委居中统筹协调、党员干部带头报名，并从思想和情感层面对技术人员进行激励。由此可见，只有充分发挥党委作用，从情感上对员工进行动员式管理，才能在时空之间进行资源的合理调配，形成战略协同、优势互补的效果，创造共赢价值。

　　总之，尽管156项工程无一落户上海，但上海并未“缺席”这些项目的建设，无论是各类企业的内迁、还是技术管理人才的悉心培养、抑或是商业服务人员的大量迁居，都体现出上海的时时“在场”。正如邓小平1959年所总结的：“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上海支援洛阳的案例，体现出“从全局出发，保证重点，照顾一般”“技术力量强的要支援技术力量弱的，先进的要帮助落后的”等特征，在技术、设备和人才方面，充分支援中小城市地方工业的发展，帮助工业不发达的地区。落后地区在其起步阶段，需要国家政策措施的鼎力扶持，以促进地区之间的经济平衡发展。以上海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则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通过企业和人才内迁的方式，既实现了重点项目的建设，也推动了城市“再造”的过程。在落后地区设立重点建设项目，“可以带动那里的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也便于城镇人口就业”。研究表明，资源集聚和城市“再造”具有长期显著的影响，依靠前期投入形成的先发优势，使其能够在内陆地区持续领先。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仍然需要发扬“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精神，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

　　［作者简介］林盼，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6项’建设工程资料整理与相关企业发展变迁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