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京津唐等大中型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等原因迅速发展，用水量剧增，而其所处的海河流域人口集中，水资源贫乏。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海河水利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水资源严重不足一直是本流域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海河流域处于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平均地表径流每平方公里产水量不足9万立米（长江流域55万立米、淮河流域18万立米），人均年占有水量只有298立米，为全国人均值的11%。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1.4%，而地表径流只占全国总量的1%”。（董一林：《继续完成“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宏伟任务（代发刊词）》，《海河水利》1982年第1期。）而临近海河水系的滦河水量丰沛，但历史上却洪水频发。20世纪70年代前，滦河治理主要是以防洪为主。自60年代中期起，京津唐地区的干旱问题逐渐加剧，国家开始着手开发滦河水资源，引滦工程（本文所考察的引滦工程包括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引滦分水枢纽、引滦入津输水工程和引滦入唐输水工程等一系列工程。）应运而生。作为北方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引滦工程决策历经了曲折的过程。目前学界对引滦工程的研究多见于地方志与专门史的记述中，鲜有对引滦工程决策历程的讨论。（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滦河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唐山市水利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天津通志·水利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王瑞芳：《当代中国水利史（1949—201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凛然：《20世纪80年代初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等等。）本文通过相关材料考察了引滦工程的决策过程，以求教于方家。

　　引滦工程决策的背景

　　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必备条件，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工农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京津唐地区的用水紧张情况逐渐加剧，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首先，随着“大跃进”时期海河上游大规模兴建水库以及20世纪60年代是京津地区的少雨期（参见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334页。），海河流域的地表径流逐渐减少，京津地区主要水库的入库水量也不断下降，造成了两市用水困难。北京地表水可供水量90%来自官厅、密云两大水库（《北京水利志稿》第2卷，北京水利史志编辑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11页。），是北京的主要水源地，“由于水库上游工农业用水增多和降水偏小，入库水量逐年递减：20世纪50年代，20.2亿立方米；20世纪60年代，13.2亿立方米；20世纪70年代，7.8亿立方米；20世纪80年代，4.7亿立方米”。1977年，因水质恶化，官厅水库“停止向北京生活供水”。原本密云水库的水，“主要用于农业，官厅水库水源衰减后，密云水库开始转向工业供水。至20世纪80年代初停止供农业用水”。（姚勤农：《引滦工程体系建设回顾》，谢凤英：《再现根治海河》，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同时，天津的供水也日趋紧张，在1965—1970年期间，“密云水库和岗南—黄壁庄水库、岳城水库等同时向天津供水”，但自1971年以后只有密云水库持续向天津供水。（黄让堂等：《关于天津市城市、工业用水问题》，《工业、城镇布局和区域规划调查研究报告集（1973年—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1982年编印，第161页。）而且，“由于工业和城市发展、用水地点集中，造成地下水开采过量，形成以市区为中心的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漏斗区及地面沉陷区。50年代，入津水量年平均超过100亿立方米”。“60年代，由于上游修建水库拦蓄洪水，入津水量减少到40—50亿立方米，基本能够满足天津用水需要。70年代，由于上游地区用水增加、入津水量急剧减少，年平均入津水量只有20—30亿立方米，1972年仅17亿立方米；加之海水上溯、水质变坏，天津市供水紧张”。（《海河志》第2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地表水量的减少促使京津地区转向地下水源的开发，但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连年下降，引发了更加严重的水荒。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根据1973年李先念对国家计委关于解决京、津、冀供水问题报告的指示，由有关各方组成了京、津、冀地区供水规划小组，小组于1973年6月28日至7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7月6日，京、津、冀地区供水规划小组向国务院汇报了会议确定的几条供水原则：一是“工农并举，城乡兼顾”。二是“统筹安排，团结治水”。三是“合理布局，近期与长远相结合”。四是“留有后备，留有机动”。五是“开源与节流相结合”。对开源与节流相结合，会议指出：“开源方面，要充分利用地表水，合理开发地下水，适当引用外来水。有条件蓄水的地方应尽量蓄水，尽量把汛期的水多留一点。打井作为一项方向性的措施要坚持下去，能打井的地方坚决打井。要加快开发滦河水利资源，抓紧研究‘引黄’方案，还要考虑‘引江’问题。在节流方面，农业上要大力平整土地，加强用水管理，完善、发展喷灌试点，控制水稻面积；工业上建新厂必须考虑水源条件，各厂矿都应把节约用水和防止污染水源作为生产上必不可少的措施，尽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北京水利志稿》第2卷，北京水利史志编辑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29—30页。）

　　但是，通过打井汲取的水量已经越来越少，再加上地下水的大量开采，1971年、1972年、1975年京津地区出现了严重水荒，尤以1975年为最，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关于1977年供水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北京市档案馆：128-002-00366。）地下水位的下降还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1967年3月，经测量发现天津市区内的水准点在以每年30—50毫米的幅度下降。（《有关地下水变化的几个典型材料》，河北省档案馆：982-10-3-1。）地面下沉导致城市建筑物和管网损坏，同时还给汛期排水、交通等带来一定困难。继续通过大规模开采地下水解决水源不足问题已不现实。

　　其次，由于天津地区上游来水量减少、地表水水质得不到保证，地下水位下降，河水倒灌而引起地下水水质恶化。例如，“海河全年四分之三的时间污染严重，各项质量指标均超国家标准”。“1973年，酚的检出率高达78.56%，最高值达0.11毫克/升，超过标准54倍；氰的检出率高达95.24%，最高值为0.39毫克/升，超标7倍”。（《天津通志·水利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1977—1980年，天津市对饮用水含氟状况的调查表明，“天津市郊、县均是高氟区”。而水质不好与天津地区部分群众患地方病有一定联系。“1974年在蓟县、宝坻县分别组织培训1400名医务人员，学习统一诊断标准，而后进行地方病全面普查。蓟县在55万余人中查出病人58557人，患病率为11.65%，克汀病人576人，占0.12%”。“宝坻县在49万余人中查出地甲病人41922人，患病率为8.7%”。另外，长期饮用高氟水也给人民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在调查的“12个区、县3952个自然村中”，“共有人口440多万，饮用高氟水的人口达310万人，占总人口的70.50%”，“有病区村2320个，其中轻病区村1197个，中等病区村872个，重病区村251个”。（《天津通志·卫生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139、146页。地甲病指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克汀病是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疾病与水质硬度高，氟化物、硫化物含量高等有较大关系。）

　　再次，在灌溉季节，滦河上下游地区、工农业之间在用水问题上矛盾尖锐，争抢水源引起的水事纠纷不断。例如，“1976年，滦河下游灌区种水稻29万亩，当时滦河上游没有水库，仅靠滦河径流，水稻用水无保证”。五六月份枯水季节，“滦河径流只有10立方米每秒左右，用水非常紧张。滦南县的部分社队，在输水干渠上设置25处临时抽水点，争水抢水现象十分严重”，（《唐山市水利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页。）5月28日，为了抢水，“柏各庄出动20多人，强行动用东灌区节制闸，损坏启闭设备，还动手打了3名水利管理人员”。（《滦南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8页。）

　　供水严重不足已对天津市工农业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1972年大旱期间，据天津市“工业部门反映，印染产品质量下降，产品不合格，被迫由出口转为内销；医药、冶金、造纸等行业经常发生事故，有的被迫停产；铁路部门，火车不能正常上水，影响了铁路运输的正常调度；电厂几度告急，部分机组停止发电；在饮食行业中，全市250家豆腐房因水咸做不成豆腐。据不完全统计，1972年，全市降低产值上亿元”。（《天津地区重大自然灾害实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海河干流缺水还导致天津港无法正常运转。为保证天津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1981年8月，天津市政府通知封闭新港船闸，天津港第三作业区码头暂停使用。（《天津通志·港口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因缺水也致使农作物大量减产，20世纪50年代，“天津用海河水种了近百万亩水稻，稻谷产量曾占当时粮食总产量的82%，天津小站稻闻名全国”。（黄让堂：《论海滦河平原的供水问题》，左大康等：《远距离调水 中国南水北调和国际调水经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因水源没有保证，从60年代开始水稻播种面积逐渐减少，水稻产量占比下降。“1971年水稻面积下降到82.6万亩，产量占粮食总产量63%，1972年更进一步下降为27万亩，占粮食总产的12.4%，1973年以后，水稻面积降到万亩以下，由于不得已水改旱，造成大面积的盐碱化和农业减产”。（黄让堂等：《关于天津市城市、工业用水问题》，《工业、城镇布局和区域规划调查研究报告集（1973年—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1982年编印，第160页。）

　　可见，京津唐地区水资源不足问题不仅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由于继续开发本地区水源已不现实，从临近的滦河引水是京津唐地区较早考虑的方案之一。

　　引滦工程决策的酝酿

　　为了解决水源危机，北京和唐山等地区在1958年曾考虑过引滦河水解决用水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现。直到1972年海河流域大旱，加快开发滦河水力资源又被重新提上日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北京地区用水出现了明显的短缺现象。“1952—1955年曾连续发生断水的严重现象，1956年以后由于抓紧新建水源，情况略有好转，但局面仍然紧张”。（《北京市第二个五年计划供水量的估算意见（1958年2月11日）》，北京市档案馆：137-001-00208。）

　　为了满足城市长期发展的需要，1958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在上报中央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中提出了解决水源的长远设想：“第一步引永定河水，从三家店经南旱河、前三门护城河，流入通惠河，形成首都的主要河道；第二步引潮白河水、滦河水，解决京、津两市近期用水问题；第三步引黄河水，经桑干河入京，解决京津一带用水问题”。根据这个设想，水利电力部（为行文方便，下文中水利电力部简称水电部。1949年以来，水利部名称经历了多次变动，1949年10月至1958年2月为水利部时期，1958年2月至1979年2月为水利电力部时期，1979年2月至1982年3月为水利部时期。1982年3月至1988年3月为水利电力部时期。参见《新中国水利（水电）系统组织沿革：1949—2000年》，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北京勘测设计院提出修建滦河张百湾水库规划，引滦河水入潮河，以解决首都工农业发展用水问题。（《北京志·地质矿产水利气象卷·水利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但研究认为，该方案引用的水量很少，而工程量及投资却较大，是否应作为解决首都水源的途径，未能确定”。（《滦河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

　　唐山地区也曾有过引滦河水的计划，甚至还一度付诸实践。1958年8月，水电部北京勘测设计院编制了《滦河流域规划报告》，10月，唐山专署编制出《引滦工程设计要点（草案）》，提出修建引滦入还、引还入陡工程（引滦入还、引还入陡工程是指将滦河水向南引入丰润县还乡河、邱庄水库，再引水向南达唐山市陡河水库，以满足唐山市用水。）。这一工程于同年11月动工，后受技术、设备、资金等条件限制于1959年8月停工。

　　引滦入还、引还入陡工程虽然停止了施工，但河北省对这一工程的规划设计并没有停止。1958年后，滦河水系的设计工作由河北省水利厅勘察设计院承担，经过勘察、研究，河北省水利厅勘察设计院于1962年编制了《滦河中下游规划（修正稿）》，“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滦河中下游水文，研究了引滦梯级开发的布置方案，并对洪水及水量平衡作了初略安排，建议‘滦河四个主要水利枢纽优先开发潘家口、大黑汀及钓鱼台三个枢纽，桃林口枢纽可略晚一些’”。（耿少军等：《引滦入唐工程建设始末》，孟庆海：《唐山文史资料大全（地区综合卷）》下，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13年编印，第111页。）这些勘察资料与规划方案为之后引滦工程决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63年海河大水后，海河流域相关省市发起了“根治海河”运动（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了自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为了根治海河，从1964年起，在毛泽东“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海河流域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治理海河运动。），这一运动前十年的工作重点是中下游行洪河道和排沥骨干河道的治理，虽然根治海河委员会非常重视滦河的开发，将潘家口水库列入1970年以前第一期工程计划之中，（《关于河北省今后十五至二十年治洪规划初步设想的报告（1963年9月27日）》，河北省档案馆：982-7-373-3。）但该水库工程量大，地质条件极为复杂，根治海河前期的人力物力集中于黑龙港流域与大清河的治理，导致潘家口水库的修建工作一拖再拖。

　　直到1970年，北方的干旱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的发展，引滦工程又重新受到了关注。同年，河北省水利厅勘察设计院综合了承德、唐山两地区对治理滦河的规划意见，编写了《滦河流域规划要点（讨论稿）》，提出“‘四五’期间滦河流域中、小型水利水电建设及拟兴办潘家口、大黑汀、大坝沟门水库（位于承德地区隆化县境）和引滦西调等大型骨干工程的设想，报请中央和河北省各有关部门”。水电部在1971年7月召开的冀、鲁、豫、京、津五省市水利座谈会中，决定修建“潘家口水库和引滦到天津的工程，要求河北省至今冬明春提出初步设计，由水电部组织现场审查，报国务院，拟争取在明冬开工”。（耿少军等：《引滦入唐工程建设始末》，孟庆梅：《唐山文史资料大全（地区综合卷）》下，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13年编印，第111页；《海河志》第4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这一决定标志着引滦工程开始由地方性工程向国家工程转变。

　　随后，引滦工程的设计规划工作开始加快。1972年2月，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勘测设计大队提交《滦河流域规划要点（初稿）》后，又分别于同年3月和1973年6月编制了《引滦工程初设要点》和《大黑汀枢纽工程初步设计》。1974年7月，水电部天津勘测设计院编制了《潘家口水库初步设计》。（《河北省水利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7页。）在设计规划工作的同时，引滦工程的实施方案也在逐步推进中。1972年6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家计委、建委、水电部报送《关于报请审查滦河治理规划及有关工程初步设计的报告》，提出引滦工程实施的初步方案：1972年汛后潘家口水库首先开工，1977年建成；大黑汀水库、引滦入还的渠道及穿永定新河枢纽，于1973年汛后开工，3年建成；引还入陡的渠道及津唐运河工程1974年汛后开工，1975年汛后即可引水西调，开始生效，1977年全部建成。（《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报请审查滦河治理规划及有关工程初步设计的报告（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河北省根治海河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至此，引滦工程的设想与设计方案逐渐走向成熟。

　　加快修建引滦工程决策的出台

　　1972年海河流域发生的严重干旱，促使中央下定决心解决京津冀地区的缺水问题，在经过综合考虑后，做出了加快修建引滦工程的决策。

　　1972年，“海河流域发生近50年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干旱。全流域年平均降水量仅为390毫米，较常年减少30%以上，致使流域内河道绝大部分断流；100多座大中型水库水位降到了死水位以下。因旱成灾面积达3351.4万亩，海河干流断航”。（《海河志·大事记》，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天津的“武清、宁河、静海、蓟县、汉沽等郊区、县农作物多次播种不出苗，秋禾玉米等枯死50%，全市成灾面积298.2万亩，为播种面积的31.1%，成灾人口达107.8万人”。（《天津通志·民政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为了解决天津市的水源危机，11月11日，国务院决定从河南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接济天津。引黄济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天津的用水危机，但是从数百公里以外的黄河引水需要消耗大量资金。同时水量耗损很大，1972年的引黄济津，天津的收水率仅为50%左右。（《引黄济津工作汇报提纲（1982年3月3日）》，河南省档案馆：J123-43-3899-001。）所引水量也极为有限“，1972—1974年，每年也不超过1亿方”。据调查，1975年天津“城市生活及工业用水量约4.4亿方，近郊园田20万亩，用水约2.4亿方，两项相加，即城市用水约6.8亿方”，（黄让堂等：《关于天津市城市、工业用水问题》，《工业、城镇布局和区域规划调查研究报告集（1973年—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1982年编印，第161、160页。）供需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1972年海河流域的水源危机引起了中央的重视。6月2日，周恩来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水情的紧急报告》（5月25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致国务院并水电部的报告称：虽已采取措施限制用水和调水，但水情仍十分严重，估计仅能维持到6月25日左右。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页。）批送李先念、华国锋等人以及北京、天津、河北负责人，要求“阅后找水利部一商，看有无更好办法解决天津缺水问题，也请联系到北京、河北节约用水问题”。（《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页。）根据这一批示，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天津市的缺水问题。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应急措施解决天津市的缺水问题，同时会议还对京津地区水源不足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制定长远规划。在“四五”计划中也提出了兴建大清河北支张坊水库（张坊水库是水电部解决京津缺水的另一个项目。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和保定专区曾共同提议修建该水库，以便引拒马河的水。然而，因地质情况未完全清楚，又适逢经济困难时期，于1960年停建。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关于修建张坊水库、三家店水库的请示（草稿 1958年7月19日）》，北京市档案馆：001-014-00441。）和引滦工程。（《李先念年谱》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页。）1974年，李先念在关于引滦入津工程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据水电部估计，引滦工程最快要到一九八〇年才能完成，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如实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三年行不行呢？望水电部找河北省讨论一下。总之，要保障质量，加快进度，要讲科学，不能乱来。”（《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8页。）

　　为了加快解决京津地区的用水问题，经过综合考量，水电部最终决定推迟修建张坊水库，加快进行引滦工程。这是因为张坊水库“建成后年平均调节水量仅4.8亿立方米，虽可补充北京水源，但不足以解决京津地区供水的全局问题。经反复比较后，改选滦河潘家口水库”，而潘家口水库“建成后年平均调节水量为19.5亿立方米”。（《钱正英水利文选》，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1973年3月19日，国家计委、建委在北京召开京津地区用水会议。经过讨论，4月9日，水电部向国家计委提交了《关于推迟修建张坊水库，加快进行引滦工程和统一规划京津供水的报告》，报告认为，引滦工程的效益“除减轻滦河下游洪涝灾害，增加下游灌溉用水外，可从滦河向南调水约十亿立方米，供唐山及天津地区灌溉八十万亩，另供给天津市用水三亿立方米和唐山市用水”。“引滦工程建成后，密云水库不再供应天津用水”。报告同时提出，要加快引滦工程的准备工作，包括修建大黑汀水库、潘家口水库、引滦入还、引还入陡、邱庄水库扩建及天津市输水管道等工程，“要求1976年引滦工程开始发挥效益”。（《引滦入唐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260页。）随后，国家计委研究同意了水电部的报告，同时向国务院上报，提出“力争在1977年前后，完成滦河大黑汀、潘家口水库和从滦河至天津的输水工程”。（《滦河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页。）这个时间点基本是以之前的设计报告为依据。1975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将引滦工程纳入根治海河第二个十年规划准备实施。（《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根治海河第二个十年规划意见的报告（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河北省根治海河运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页。）

　　不过，由于工程地形复杂、规模较大，设计方案反复修改，导致开工时间不断推迟。例如，作为引滦工程龙头工程的潘家口水库，因地质情况复杂迟迟未能上马。1972年8月，时任水电部核心小组副组长的钱正英听取了相关人员对潘家口水库的工作情况汇报后，认为地质情况还没有弄清楚，远未达到施工的要求。“库大坝高工程量大，地质条件复杂，右坝头断层交汇，必须在初步设计前弄清，否则开工后即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刘宙光同志汇报潘家口水库工程地质情况等问题后，钱正英副部长的指示（1972年9月1日）》，河北省档案馆：1047-1-328-1。）经过勘探与讨论，最终决定更换坝址，重新编制设计方案。因此，原计划于1972年冬上马的潘家口水库，直到1975年10月才正式开工，引滦输水工程也于1978年底由水电部批准开工兴建。（《海河志》第4卷，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

　　引滦路线的变化与水量的分配

　　引滦工程开工时间的推迟促使天津方面做出了改南线为北线、单独实施引滦入津的决定。引滦入津南北线的调整实则反映了引滦水量分配的问题。

　　由于津唐两地工农业发展以及进行城市规划时未能充分考虑到需水量的问题，造成城市规划用水大大超过引滦可能提供的水量，因此两地都希望尽可能多地引水。“根据唐山地区加速农业发展的要求，1980年全区基本实现水利化，灌溉面积达到75%以上，在‘六五’期间进一步全面实现水利化。地震前，地区水利部门曾作过规划，在滦河流域范围内，‘六五’末，灌溉面积达到977万亩，比现有面积增加380万亩，其中地表水灌溉面积要由震前的164万亩增加到425万亩，水稻面积由30万亩发展到76万亩，沿海开荒57万亩。按此规划计算，仅农业灌溉就需地表水29.2亿方，亦即滦河水资源开发后，即使不向天津供水全部用于区内，还不能满足工农业用水增长的需要”。（陆大道：《关于滦河水资源合理利用及分配问题》，《工业、城镇布局和区域规划调查研究报告集（1973年—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1982年编印，第157页。）1975年，天津市制定了《1976年至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大纲（草案）》，这个规划主要以发展钢铁、化肥、轻纺三大产业为重点（《天津通志·计划志》，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00—601页。），这些产业属于大耗水工业（左大康：《现代地理学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57页。），导致工业用水量大幅度增加。为了缓解用水矛盾，需要对引滦水量进行一个合理分配，而且，只有水量分配好之后，才能确定后续工程的规模。

　　对滦河水量如何进行分配曾有过一些讨论，其中分配给天津市的水量就存在10亿立方米、8亿立方米和3亿立方米等多种方案。197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提出了《关于滦河水资源合理利用及分配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潘家口和大黑汀两水库建成后，在净调节流量21.4亿立方米的情况下，建议分给天津市的毛水量（即由水源地潘家口水库分配给天津的输水量。）为7亿立方米，天津市的收水量为5亿立方米。（陆大道：《关于滦河水资源合理利用及分配问题》，《工业、城镇布局和区域规划调查研究报告集（1973年—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1982年编印，第159页。）1977年12月，水电部在北京召开的有河北省、天津市代表参加的水量分配会议，提出了潘家口水库用水“首先满足本流域用水需要，然后照顾天津市用水”的解决方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潘家口水库水量分配意见的函（1980年1月4日）》，天津市档案馆：X0156-Y-000002-03。转引自王凛然：《20世纪80年代初引滦入津工程的规划与实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但这一水量分配方案在1981年有了较大的改变。

　　由于设计变更、投资不足等原因，1976年前后引滦工程再次被搁置。1974年，国务院拟定天津、唐山共同引滦入还至邱庄水库后分流引水。但是，引滦入还工程设计方案一再修改影响了施工进度，“工程开工后，由于线路西摆，多数明渠改为埋管和隧洞，原有地质资料大部分失去应用价值，设计工作一度处于被动局面”。（《引滦入唐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此外，受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唐山地区农田水利设施和大型水利工程受到严重破坏，修复震毁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引滦前期工程修建的进度，直到1980年，潘家口水库和大黑汀水库才相继拦洪蓄水，但滦河水却迟迟解决不了“天津之渴”。由于“1981年因基建项目调整”，导致资金不足，“整个引滦入还分水岭工程基本停建”。邱庄水库也因移民问题始终未能解决，无法按照原定设计扩建。（《引滦入津（组织管理）》1，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1985年编印，第190页。）

　　1980—1981年，海河流域连续大旱，大多数河流出现了断流。1981年8月，为确保首都用水，密云水库停止向天津供水。因严重缺水，天津市区日供水量从原来的110万吨进一步压缩到60万吨，即使这样，全市也只剩下1个月的蓄水量。（《天津通志·城乡建设志》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快速地实现引滦入津成为天津市关注的重点。因此，1981年初，修改引水路线，实施直接引滦入津的北线方案（北线方案即“自大黑汀水库大坝上引水西行至三屯营穿越11公里的隧洞，流入黎河西行经黎河大桥、前毛庄至燕各庄进入于桥水库”。“引滦北线全长190公里，其中在河北省境内70公里，除11公里隧洞外均走黎河输水。天津境内于桥水库以下120公里”。引滦南线方案“由大黑汀水库经渡槽、隧洞、盘山渠、暗管、电站等工程后入淤泥河、还乡河至邱庄水库，再沿还乡河下泄至天津丰北闸，全长约190余公里，其中在河北省境内约120公里，天津境内约75公里”。参见《引滦入津（组织管理）》1，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1985年编印，第190、191页。）引起了中共天津市委的高度重视。中共天津市委迅速组织人员对两个方案进行勘察对比。经过勘察对比后，市委同意了引滦入津改走北线的方案。从解决天津用水问题的角度来看，北线方案在时间、水量方面具有很多优势：一是“北线比南线来水快”。如果按照原有路线正常施工，可能还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北线方案大概仅需2年时间便可达到目的。二是“北线比南线来水可靠、收水多”。天津将水源地直接放在上游的大黑汀水库，在引水量上掌握了主动权。三是“走北线水质好”。四是“输水管道走北线比南线安全”。五是“走北线比南线少花钱”。六是“走北线可以分期实施，便于安排投资”。七是“走北线有调蓄库容，于桥水库可以利用”。八是“走北线拆迁、征地量少”。（《引滦入津（组织管理）》1，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1985年编印，第196—197页。）当时正值国家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资金有限，北线方案投资较少还能尽早受益，故这一方案获得了水利部的认可及国务院的批准。

　　1981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天津主持召开了解决天津城市用水问题的会议。在会上，万里明确表示：“潘家口水库，主要是保天津，其次是保唐山”。会议决定：“在潘家口可分配水量为19.5亿立方米的条件下，建议分配给天津城市的全年毛水量增为10亿立方米，给唐山城市的全年毛水量增为3亿立方米，其余部分供唐山地区的农业用水”。会议还商定：“引滦入还（乡河）和引还（乡河）入陡（河）的续建工程应根据修订的水量分配原则，相应调整工程规模”。6月14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解决天津城市用水问题的会议纪要》，要求“京、津、冀三省要团结协作，统筹兼顾，共同战胜困难”。（《引滦入津（组织管理）》1，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1985年编印，第167、200、197页。）据此，“经引还入陡工程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将输水规模由65立方米每秒缩小为40立方米每秒”。（《引滦入唐工程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53页。）这实际上与197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建议有较大出入，“调给天津市10亿方水，从天津市来说也并不嫌多，但对唐山地区的工农业发展影响较大”。（陆大道：《关于滦河水资源合理利用及分配问题》，《工业、城镇布局和区域规划调查研究报告集（1973年—198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室1982年编印，第159页。）可以说，唐山为天津工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和贡献。

　　结语

　　从全局角度来看，引滦工程对缓解京津唐用水紧张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是引滦工程受益最大的地区。引滦工程解决了天津市供水不足、水质不好的问题，缓解了其工农业生产用水不足的困境。据调查，引滦工程通水后天津“工业用水每日增加8万立方米，1984年l—7月，全市工业产值144亿元，比1983年同期增加9.9%，利润增加10.16%”。农业用水量相对增加，“粮食生产连年增长，到1987年总产量达到16.8亿公斤。同时传统优质小站稻也恢复生产，播种面积从1983年的36万市亩，扩大到1988年的70万市亩”。（《天津通志·城乡建设志》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页。）对于北京来说，引滦工程也非常必要。天津在干旱时期可以引黄，但北京不能靠引黄解决问题（李伯宁：《我的水利梦》，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北京要从黄河引水，得从山西、河北交界的地方引，引到桑干河，这是遥遥无期的事，其困难程度比天津还大”。参见《丢掉幻想，树立长期抗旱节水思想》，《王宪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而引滦工程建成后，原本作为天津重要水源地之一的密云水库停止向天津供水，从而有更多的水供给北京。唐山的受益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滦河下游灌区灌溉面积从70年代约30万亩，发展到1989年的87.5万亩。水稻亩产量由250公斤提高到1989年的483.8公斤”。（《滦河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从加快引滦工程建设、潘家口水库坝址的变更到引滦入津由南线改为北线的过程说明，引滦工程的决策与设计方案始终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决策既有计划性又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在水利决策中，完全不需修改的情况较少，较多的情况是，经过信息反馈，对原定目标或原定方案进行必要修正后取得成功”。（《钱正英水利文选》，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事实上，正是由于决策和设计方案的及时修正，确保了引滦工程建成后发挥了较大的效益。

　　引滦工程的水量分配问题也是决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引滦工程的目的从最初基于农业发展的需要逐渐转向满足城市与工业发展的需要上来。这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国家财政有困难，而当时“天津市是我国极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的工业生产对全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天津如果缺水而停产，不仅影响到华北、西北、东北地区人民日用消费品的供应，而且会影响全国许多工厂不能开工生产，国家将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引滦入津（组织管理）》1，天津市引滦工程指挥部1985年编印，第178页。）从这个意义上讲，引滦工程的水量分配适应了改革开放与全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

　　［作者简介］郭赛飞，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02488。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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