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效率低下问题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三线建设项目实施条件差、投资大、周期长而导致当期效率低是不争的事实。1966-1978年，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为4.98元，比全国的6.87元低27.6%，比一线地区的9.34元低46.7%；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为0.309元，比全国的0.406元低23.9%，比一线地区的0.655元低29%。单以1978年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比较，三线地区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总产值只相当全国的68.7%、一线地区的49%，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53.7%、一线地区的38.4%，每百元总产值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77.8%、一线地区的76.7%。 从调研看，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既有三线建设自身的因素，也有与非三线建设项目相同的共性因素。

　　就自身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效率。第一，三线建设项目在不发达地区的穷乡僻壤，按照“靠山，分散，进洞”方针选择三线企业落户地址。正因为如此，攀枝花市、广安市、南川区等地被选为三线企业落户地。例如，南川区三面环山，一面靠江，三线建设时期交通十分不便，距离重庆市区虽然只有150多公里，但有一部分是山路，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汽车运输需要1天多时间。这样的闭塞条件，有利于战备隐蔽，却导致了企业原材料、产品运输困难且成本高，这对企业的发展不利。 第二，三线建设项目多为事关国防和产业安全的重大项目，具有设计规格高、规模大的特点，这使得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而且一些军事项目更是不讲求当期的经济效益。

　　就共性而言，主要有3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效率：（1）三线建设受当时大的社会秩序影响。在三线建设项目选址上，本是20世纪60年代针对核工业等提出的“靠山，分散，进洞”方针，在片面强调战备要求和“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被当作三线企业的普遍选址要求。同时，三线建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缺乏科学论证、摊子铺得过大、进度要求过快、盲目突出政治、不讲经济效益的现象，造成了较大浪费，部分企业产生了难以继续生存发展的问题。（2）政企不分。对于三线企业而言，政企不分所导致的不仅是企业没有自主权的问题，更是导致负担沉重的问题。如攀枝花钢铁项目，不仅要支撑自身发展的问题，还要支撑攀枝花市各项事业的发展。（3）三线企业兴办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但由于地处穷乡僻壤，因而成本高。据初步统计，广安市境内的10家军工企业占地3660亩，建筑面积980000平方米，服务配套设施52个，不仅有职工医院、子弟学校，还有城市企业不需要举办的招待所、职工俱乐部或电影院、百货店、储蓄所、邮电局等。

　　从发展看，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北碚仪表等不少三线企业，尽管改革前的经济效益低，但经过改革，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经济效益明显提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较好的发展。

　　如上所述，对于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的问题，不完全是三线建设自身因素所致，而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四）从搬迁、转产、废弃探讨对三线建设的评价

　　对于三线建设的肯定或否定，还在于如何看待三线企业的搬迁、转产、废弃，这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调研组所见所闻，除个别三线建设项目没有运行外，大多数都有良好运行的历史。例如，广安市境内的10个三线企业，不仅成功建成，而且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例如，三五四厂于1978年被第五机械工业部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夺得自选手枪慢射金牌所使用的即是国营燎原机械厂生产的环球牌4.5毫米运动气枪弹；国营明光仪器厂生产的明佳S-207照相机在1989年全国照相机质量评比中荣获单镜头反光类相机类一等奖。然而，这些企业都实施了搬迁、转产等。对于三线建设的搬迁、转产、废弃等，不完全是三线企业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条件变化所致。具体而言，有以下因素：

　　体制变化导致搬迁。三线企业的搬迁，大多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导致三线企业搬迁的主要因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根据国家计划进行配置，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主要由市场进行配置。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条件下，企业发展面临的物流不便、交通成本高、职工生活条件差等问题日益显化，加之中央有关部门为甩包袱而让企业自寻出路，这些都影响着三线企业的发展。鉴此，中央有计划地实施搬迁计划。调研中得知，南川区境内的三线企业，要求当地政府给一块地，用于该区三线企业建设较集中的职工生活区，以便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未获准许。据当地人分析，如果此方案得以实施，有的企业有可能就不实施搬迁了。

　　需求变化导致转产废弃。实施三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备战，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投资比例中，包括军事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的重工业占90%以上 ，因而三线企业生产的军工产品较多。改革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和平的力量日益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三线企业提供的军工产品供大于求，一些三线企业根据这一变化而做出调整，由生产军用产品改为民用产品。换言之，三线企业实行转产是适应市场需求的选择。

　　如上所述，对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不能因为企业的搬迁、转产、废弃而予以否定。

　　综上所述，从生产力区域布局的战略构想、促进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际绩效看，对三线建设不能予以否定，不但如此，还应当予以积极肯定。至于三线建设项目当期效率低下和搬迁、转产乃至废弃的问题，既有三线建设自身的问题，也有大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制度变化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解释以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为代表的三线企业发展壮大的现象。

　　三、对三线建设的评价不能遗忘弥足珍贵的经验

　　三线建设改写了四川、重庆工业化的进程，也改写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在评价三线建设时不应当将其遗忘。

　　（一）发挥政府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

　　调研组听到经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三线建设者们说的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三线建设项目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才能成功实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实施的。三线建设者们深刻体验所说出的朴素话语，道出了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结构理论。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指出，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商品、资本、人员、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使先进的地区更先进，落后的地区更落后。为了避免“循环累计因果关系”的影响，防止地区发展中出现两极分化，不能消极等待市场力量发生作用，必须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 三线建设项目不仅是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而且是在这些地区的穷困山区，地形艰险，交通不便，原材料运输和吃穿用物资供给都很困难，如果仅仅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这些项目是难以实施的，东西部地区差距必然会比现实更大。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上，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通过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配置，改善生产力的区域布局，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保障三线建设项目的实施，中央领导亲自抓三线建设工作，还形成了有力保障三线建设项目实施的体制机制。例如，在建设攀枝花钢铁项目上，将渡口设为特区，以保障项目的实施；在人才保障上，全国各地的人才向攀枝花调集，在工地上的人口音各异，仅1970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分配及相继调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 。再如，在广安市境内的三线建设中，为协调国家三线建设，行政建制上设立了华云工农区（现华蓥市）；为保障供给，组建了工矿贸易公司、华蓥山矿务局，以及华蓥建筑队、各企业附近的蔬菜队等配套服务单位。从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基础，并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历史功绩分析，应对政府推动三线建设给予积极评价。即使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三线建设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配置政策取向依然具有借鉴意义。这就是政府应当发挥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在投入上对西部地区给予倾斜，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改善基础设施，为西部地区发展和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创造条件。这也是我们在西部地区调研三线建设时听到的呼声。

　　（二）科学规划和创新是实现发展的前提

　　成功的三线建设项目都是因为实施了科学规划和设计。例如，攀枝花钢铁项目不仅选址是经历了争论后确定的，而且还经过科学设计而建成了“象牙微雕”钢城。在东西长只有约2.5公里、南北宽不到1公里、总面积2.5平方公里、前临大江、左右后三面环山、自然地形坡度大、有5条大冲沟和2条断裂带横截场地的弄弄坪，如何建设攀钢厂区成为了难题。如果照搬苏联模式，在如此小的地盘上建设大型钢铁企业只能是一个“传说”。为解决这个难题，冶金部、铁道部的800余名专业设计人员深入现场，反复勘测，先后提出50多个方案，经过多次筛选、修改，最终形成了切合实际和经济合理的，被誉为“象牙微雕”的方案。它与当时国内同规模的钢铁厂相比，工厂用地减少一半，厂区铁路少建约90公里，土石方工程约少2/3。这个成功设计成为奇迹，探索出山区建设大工业的新路。在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国家、企业实施了一系列科技攻关而创新了技术，在制度上也实施了创新，如在项目启动时实施了特区制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及时建立攀枝花市并实行政企分开，在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实施了利润分成制度等改革。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获得成功，在市场经济下获得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科技和制度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毋庸讳言，受条件所限及“文革”的干扰，一些三线建设项目的计划或规划有所欠缺，甚至是“边规划、边施工、边投产”，造成严重浪费和重大损失。这些教训也应当汲取。

　　（三）嵌入式发展要实现向融合与内生转变

　　三线建设项目实施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嵌入式发展，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以中央投资为主，在穷困的山区建设工业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项目实施所需原材料的供给与所生产产品的分配都由国家计划配置，企业还独立办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这种各自独立运行，使中央与地方、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

　　在实施嵌入式发展上，由于以军工项目为主，产品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除对攀枝花市实行党、政、企协调体制外，嵌入的三线企业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太紧密的关系。加之嵌入的三线企业均为当时的高端技术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形成产业集聚和企业集群。不仅如此，即便是与嵌入的三线企业配套的生产企业也难以发育壮大。这是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逐步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便是被废弃的三线企业厂房设施等，也有不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原因，主要是受产权约束。当年中央实施的三线建设项目由中央直接投资，产权属于各部委特别是国防工业部门，地方无权使用。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三线企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除生产生活条件差外，还由于缺少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即使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过程中，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我们调研中看到，三线企业搬迁后的厂房等设施至今尚有不少没有利用起来而仍然荒废。这是在评价三线建设时很少被人提及的一个方面，也是如何利用三线企业发展西部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广安市、南川区境内三线企业搬迁不同的是，一些三线企业逐步与当地经济融合，向内生发展转变。例如，国家在实施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同时，将其与攀枝花市建设同时实施，特别是近年来与地方经济融合，发挥中央企业辐射、拉动地方经济的作用，实现了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枝花市的共同发展。再如，在重庆市北碚区集中发展仪器仪表企业，以及与之配套的科研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向内生式转变，使该区科研及门类齐全的仪器仪表产业实现集聚和形成企业集群。相反，同样是仪表企业，南川区境内的天兴仪表厂，除了生活条件艰辛外，还由于在市场经济下没有实现向内生型转变而导致迁移。

　　嵌入式发展还导致嵌入的工业与当地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差距。当地人民对三线建设给予巨大支援乃至付出了牺牲，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哺回报，有的甚至还给当地带来污染和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反思的问题。

　　（四）三线精神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动力源泉

　　神圣的事业造就了三线精神。三线建设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奋斗史。在三线建设中，建设者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为国家、为党、为社会主义建设勇于付出乃至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的崇高精神。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三线建设精神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精神动力。以攀枝花钢铁项目的实施为例，如果没有开拓进取精神，在弄弄坪这样一个偏僻而通途又很险峻的地方是无法建成钢铁厂的；在没有火车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团结协作精神，没有5省市1500辆汽车支持项目建设，一期工程也是不可能建好的。调研组无论从发展壮大的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还是实施三线企业搬迁转产的广安市、南川区，看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调研组在广安三线工业陈列馆看到“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主题标语。在参观攀枝花钢铁项目建设的图片中，看到了很多当年的话语，如：“让理想放飞”；“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同帝修反抢时间”；“试看天下谁能敌”。在南川区三线企业的遗址上，我们看到了“树雄心立斗志向科学技术进军”。更让我们感受深刻的是，调研组在与三线建设者的交流中，他们不因为从经济相对发达、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舒适的地方到人烟稀少的深山艰辛创业而怨恨、后悔，反而对奉献终身表现出坦然和欣慰，这是三线精神的创造者、践行者对三线建设精神最朴实的诠释。

　　三线精神是留给后人的财富。1993年4月9日江泽民对三线建设做了这样的题词：“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三线建设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作用，还将激励后人。广安市继2010年建起三线工业遗产陈列馆后，现又筹划建一个规模更大、更能反映广安三线建设的博物馆。攀枝花市委、政府筹划中的三线建设博物馆，力求建成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家园，以激励后人。

　　[①]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国情调研组于2011年9月赴四川、重庆三线建设调研的主报告。本所武力副所长和郑有贵、陈东林、李正华、陈于武、王瑞芳、钟瑛、冷兆松、叶明勇、段娟、王蕾、付强、张金霞，经济研究所的董志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宋毅军等参加调研和讨论。

　　[②]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③]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三线建设》编写组：《三线建设》，第9页。

　　[④]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

　　[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页。

　　[⑧]李悦：《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5日。

　　[⑨]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所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9、12、847、849页数据整理。

　　[⑩]根据马泉山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2、286页数据整理。

　　[11]随着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项目区的交通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比如，原来南川区前往重庆市区需要1天时间，而现在高速路通车后只需要1个小时。正因为交通设施的改善，现在一些大型企业又重新进入三线建设项目区。调研组看到，中国铝业重庆分公司就在临江机械厂遗址旁边落户。

　　[12]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433页。

　　[13]缪尔达尔：《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国区》，杰拉尔德·达克沃思公司，1957年。

　　[14]刘庆华：《最后的贵族》，台海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