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形势的变化

　　一方面，随着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邓小平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7]P127时代主题的转换，使中国具有了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良好国际环境，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也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另一方面，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8]P369“我国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9]P354面对这种机遇和调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及时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以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三）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建设采取的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内地由于自然资源丰富，且地处腹地、有利于备战的需要，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10]P6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政策继续完善和发展。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特别提出了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问题，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11]P24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关于对外开放工作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展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必须继续巩固和发展已初步形成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 

　　　  在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开放步伐逐步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具备比内陆地区更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在体制和政策上将享受更多的优惠条件，使这些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必然选择之一。

　　（四）对改革开放前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存在问题的反思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30年，面对旧中国生产力严重失衡的格局和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将比较落后的内地作为经济布局和投资的重点，实施了以“加强内地建设、平衡生产力布局、巩固国防”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该战略对于内地的经济发展、我国生产力非均衡布局的改善、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增进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诸多问题：首先，这种战略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抑制东部发达地区来强化内陆地区的发展，反过来削弱了东部对内地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所追求的只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其次，这种战略过分强调区域均衡发展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原则，造成了较大的资源浪费。尤其是“三线”建设，在内地，特别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所进行的生产力布局，实际上是一种“嵌入”的方式，[12]P360大小企业一律“靠山、分散、进洞”，布点较为分散，企业之间、工业部门之间无法建立起正常的经济联系，难以形成综合生产能力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原有经济基础薄弱且发展极不平衡，超越一定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过分追求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将难以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3]P155邓小平的深刻论断实际上是对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追求公平的区域发展思想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然会经历从平衡到不平衡的重大调整。

　　（五）“部分先富、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第一次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4]P152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这一经济政策作了充分肯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保证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是，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15]

　　邓小平提出的“允许和鼓励部分先富、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论断是促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重大指导思想之一。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各地区的自然资源分布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国家在政策和资金方面向部分条件较好的地区倾斜，允许和鼓励这些地区先富起来，可以产生较大的示范效应，并推动其他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邓小平这一重要的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会顺利实施并走上良性轨道。

　　（六）梯度推移理论的引入和指导

　　在我国理论界开始对传统社会主义区域经济理论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将国外盛行的梯度推移理论引入，这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的重构发挥了作用。梯度推移理论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费农教授首创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该理论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差距，将较为发达地区视为高梯度地区、不发达地区视为低梯度地区，认为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应在高梯度地区优先发展，而传统产业则应在低梯度地区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逐步有序地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梯度推移理论打破了片面强调“均衡布局”的传统区域布局模式，从客观实际出发，承认地区发展非均衡的现实，认为条件较好的地区应较快地发展起来，并通过产业和要素从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的转移，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始阶段，该理论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