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12]

　　6月至8月，毛泽东更加明确地多次提出建设西部后方的主张说：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统一了大家的认识。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建议：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要把能搬的一线重要企业、科研机构、学校一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 [13]。“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由抓吃穿用完全转向了抓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的概念，一般是指：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东部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俗称大三线）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靠近内地的一部分（俗称小三线），共涉及13个省区；二线指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西部地区。

　　1965年9月，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三五计划的“汇报提纲”，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与“吃穿用计划”相比，新计划的投资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比例占74％；农业由原来的20％下降为14％；轻工业占4.4％。按地区分，三线地区投资占42％。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汇报提纲”。由于第二年“文革”爆发，没有形成正式“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

　　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他早在1959年就提出的“农轻重”方针，而把建设西部后方的国防和基础工业放在第一位呢？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变化。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写出一份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一、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二、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东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特别是核袭击。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遭到破坏，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被同时破坏后，北京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将遭洪水冲击，并且危及天津。报告建议组织一个专案小组，研究采取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14]。

　　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确实是严峻的。东南面：台湾利用大陆经济困难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派出了40股武装特务登陆骚扰。1961年9月和1962年9月，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出动军舰、核潜艇、轰炸机，发射导弹，演习袭击中国东部沿海港口、机场和军事设施，最后由美军登陆的两次大型核战争演习。美国还制定了对中国进行核武器打击的多种计划。南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到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几十万人，1964年8月又制造“北部湾”事件，对北越持续大规模轰炸，波及中国边境。西面：1962年10月、11月，印度军队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被迫两次进行反击。其后虽然中国方面主动停火、撤军，但双方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和。北面：苏联1962年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了大批中国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后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

　　战争的威胁，使中国西部地区迎来了特殊的开发建设。同时，毛泽东和中央也注意到战争也可能打不起来，做两手准备，用三线建设改变中国西部工业交通落后的不合理布局。毛泽东曾表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 [15]。他还说：“我们党内还有人认为打不起来，或者只是小打，不相信会大打。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搞好。”[16] 1965年1月14日，他又指出：“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17] 这也就是要用东部来支援西部。周恩来具体贯彻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伸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18]。 1964年11、12月和1965年3、4月，邓小平率领一大批中央领导干部，走遍了大三线的西南、西北，勘察地形，审定规划，检查进度，为西部的开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西部地区工业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不合理布局状况。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贵州和陕西航空工业、川西电子工业、长江中上游船舶工业等一大批现代化生产和科研基地。交通运输方面，建成了成昆、湘黔、川黔、贵昆、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重要铁路。机械工业方面，建成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分布在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地的工业基地。能源和和原材料工业方面，建成了贵州六盘水和陕西渭北煤炭基地，葛洲坝、刘家峡、八盘峡、乌江渡水电站和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等重点企业和基地。三线建设还促进了西部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28%，比重达到了建国50年来的最高峰 [19]。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文革”的干扰，这次以三线建设为形式的西部开发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其次，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患。第三，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企业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浪费。

　　这次西部开发仍然没有解决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从开发思路的探索看，仍然依靠计划体制下的转移投资方式，没有解决如何激活西部地区自身可持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由于大规模减少东部投资和搬迁设施、技术力量，对东部造成的负面影响则超过了50年代出现的偏差。

　　从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到“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西部开发大战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陈云首先提出的经济建设要适合综合国力的意见和国际形势缓和的变化，中共中央果断地采取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停止了在西部地区摊子铺得过大的三线建设部署。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干、缺乏续投资金和产品出路的西部地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也开始了他西部开发思想探索的新突破。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必须走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落后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

　　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已经有了要想真正发展内地就必须更多地发展沿海的宝贵思想闪光，但由于以后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国际环境的制约，主要是作为纠正内地投资过多偏差的一项政策，没有形成坚持不变的建设方针，也没有付诸坚决的实践。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思想才在邓小平的探索和推动中发扬光大，生长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