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有效缓解生产资料匮乏的状况，更好地完成1966年度国民经济生产计划，1965年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以清查物资、设备和流动资金为目标的“三查”节约运动。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国家计划委员会及时了解地方进展情况，优化指导意见，以便更好地指导运动推进。“三查”节约运动中清理出来的物资，通过展览会、调剂会和直接调剂等方式用于支援三线建设和地方工农业发展。该运动有效提升了物资的利用效率，是党和政府实现物资有效再分配的积极尝试，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物资管理体制运行中的不足。

　　［关键词］三线建设；“三查”节约运动；国民经济；计划经济

　　为有效缓解生产资料匮乏的状况，更好地完成1966年度国民经济生产计划，1965年11月26日，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结合以往实践经验，向中央提交了《国家计委关于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开展“三查”和废金属回收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出：“一九六六年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在努力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同时，要反对浪费，要狠抓物资的节约使用和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并且对企业、事业单位的设备、材料、流动资金进行一次大清查”。196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该报告，要求“即按此执行”。目前，学界对增产节约运动已有不少研究，取得一些共识。例如，有学者认为，增产节约运动是保障计划经济体制稳定运行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有学者指出，“为了克服经济计划的迟滞性，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就成为一项必备工具”。既有研究有助于更好认识这一运动，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策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1966年是“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三线建设推进的重要一年，而当年北方八省、市、自治区的严重干旱影响了农业生产，进而影响工业建设。“三查”节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有其独特的探讨价值。本文结合地方档案和相关文献，拟对1965—1966年“三查”节约运动进行综合考察。

　　“三查”节约运动与三线建设有一定联系，但其正式形成又有一个过程。

　　党和政府在1964年做出三线建设这一重要决策，在建设过程中，其物资不足问题日益显现，主要包括物资短缺和物资积压两方面问题，成为“三查”节约运动的重要缘起。

　　一方面是物资短缺问题。三线建设初期，企业的物资短缺问题十分普遍。以四川三线企业为例，攀枝花工矿区在建设之初就面临着严峻的生产资料短缺问题，1965年5月，在渡口指挥部讨论电厂建设问题的会议上，有人指出生产设备和材料还未得到满足：“大型钢材尚差500吨，已订货2000吨，合同交货期是10月、11月，不能满足需要”。与此同时，三线建设对材料和设备的规格、质量等要求较高，进一步加剧了物资短缺。例如，第一机械工业部搬迁至甘肃的7个企业，需要协作配套的项目就有81项，但是只有40%的项目可以由当地解决。此外，三线建设的企业布局原则也增加了物资供应的困难。例如，四川省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计委）就明确指出：“过去建厂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附近，水、电、路的问题比较好解决；现在根据‘分散、隐蔽、靠山’的原则布点，建设项目分散在边远地区，水、电、路、燃料和地方建筑材料、副食品等支援配合的问题比较多”。可见，物资短缺问题在三线建设过程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另一方面是物资积压问题。物资积压问题与管理制度存在直接关联。以攀枝花为例，其在总结第一年的工作情况时明确承认物资管理制度存在问题。1966年3月，冶金工业部的一份调查报告详细分析了攀枝花的物资积压问题，其原因包括新的物资供应和管理体系尚未形成、物资出现了浪费和短缺并存的局面。为适应建设需要，党和政府对三线地区的物资管理体制做出了相应调整：“在仍然实行国家计划分配、供应的前提下，打破了过去按行政区划设置物资供应机构、按行政渠道调拨物资的常规，改为按建设布局和经济合理的物资流向设置物资供应机构，就地组织物资管理的办法”。这样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的物资使用权限，但问题仍然存在。正如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在文件中所指出的，积压的物资由于没有得到妥善保管，影响了二次利用，加剧了资源浪费。又如，据中共湖北省委增产节约领导小组统计，1965年湖北省“浪费积压为八亿九千五百一十三万元，其中中央在汉企业二亿九千二百二十七万元，武汉市三亿九千七百八十八万元”。这一现象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成为开展“三查”节约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运动的形成

　　1965年9月14日，国家计委在《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情况说明》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库存是不少的”，要求“压缩工业、交通部门和企业的库存物资”，“积极利用各部门、各地方的库存设备。预计到1965年年底，各部门、各地方的库存设备大约95亿元……1966年计划动用15亿元左右”。这已经预示着即将开展“三查”节约运动。11月17日，国家计委在《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以下简称《计划纲要》）中再次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对设备、材料、流动资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其“主要对象，是国营工业、交通、农业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大专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清查的主要内容，是查库存设备、闲置设备、库存材料、积压材料、废旧物资和流动资金”。到196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三查”节约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的过程。

　　1965年10月19日，国家计委在天津市棉花机械厂正式开展“三查”节约运动的试点工作。该厂是一家生产棉花机械的中型厂。“四清”运动后，该厂在材料、设备、资金管理方面取得一定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物资和资金积压的情况，包括闲置设备较多、积压的材料数量较大、定额资金有多余等，其中占用资金191万元（没有参加周转的呆滞资金26.6万元，占资金总数的13.5%）。面对“三查”节约运动，该厂职工态度一开始并不积极，甚至有干部认为：“我们现正向八机部要设备，如果八机部知道我们还有这么多闲置设备，就不好办啦”。为此，厂领导采取多种动员方式，教育全厂职工认清“三查”节约运动的重要意义，增强全局观点；同时，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教育干部。例如，在研究处理闲置设备验钢镜时，主管干部提出留用，厂长则明确表示：“验钢镜我厂使用效率不高，每年只用一两次，调给别厂可发挥更大作用，我厂需用时，可到外厂协作”。该厂将闲置的设备做了相应处理，积压的材料和资金也同样得到了充分利用。

　　天津市棉花机械厂的试点成效显著、经验丰富，被国家计委作为典型材料发放至全国，为运动的最终展开提供了重要参考。1965年11月26日，国家计委在《报告》中高度肯定了国民经济各领域出现的巨大浪费和隐藏的节约潜力：“初步计算，一九六六年如果工作做得好，全国节约近千万吨煤炭，回收七八百万吨废次钢铁，动用二三十亿元的库存积压物资，是可能的。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不论对加快大小三线的建设，加强对农业的支援，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更快发展，都将发生很大的作用。”“三查”节约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展开的。

　　从《计划纲要》到《报告》，两份文件接连出台，足见“三查”节约运动的紧迫性。尽管如此，国家计委一开始并未对各地给出明确的指标，其在《报告》中提到的数字也只强调“是可能的”。1966年1月16日，中央批转《报告》时明确提出批准成立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由国家计委抓总，要求“各部门、各地方也应当成立相应的小组和办事机构，并立即同国务院的‘三查’节约领导小组挂钩办公”。在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的统筹指导下，全国各地的“三查”节约运动得以持续推进。

　　1966年1月16日，中央批转的《报告》对清查的范围只做了大致说明。17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第二次会议纪要》）则很快对清查的物资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于生产建设急需而又容易处理的物资，应当迅速调用。本单位用不上的设备，应当迅速调给急需的单位使用……对于专用的、贵重的和难以处理的设备，以及贵重的、稀缺的材料，应当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再行处理”。在收到中央政策精神后，各地一方面严格按照中央政策精神迅速开展“三查”节约运动，另一方面则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完善了相关政策。例如，1月30日，四川省计委在《关于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开展“三查”和废金属回收工作的报告》中明确规定了“三查”的范围和对象、步骤及其做法，将清查的重点放在“供销机构、物资仓库，国营和公私合营的工业、交通、农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撤停单位），大专学校和科研等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则结合前期在贵阳化工机械厂的试点情况，强调要“检查人力使用情况，以及劳动生产率、生活福利设施、劳保奖励等方面的浪费，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和措施，积极处理多余人员”。可见，“三查”节约运动一开始就有较强的灵活性，便于其顺利展开。

　　在制定节约指标时，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给予地方很大的自主空间，提出：“节约的计算口径，一律以一九六五年消费定额为基础，即一九六六年消费定额高于一九六五年的为浪费，低的为节约”。各地则结合自身情况下达了更为具体的指标。例如，中共贵州省委提出1966年全省“煤炭，工业用煤节约百分之十五，民用煤节约百分之三十；木材节约百分之十……各地区、各部门应根据具体情况参照制定自己的节约指标”。同时，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结合各地新情况及时完善了相关政策。例如，1966年3月7日，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紧急下发《关于处理“三查”清理出来的物资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三查”物资的处理做出详细规定，为各地更好处理物资提供了帮助。

　　（二）运动在全国的全面推行

　　总体来看，全国各地的“三查”节约运动大同小异，在全面推行阶段大致包括初期动员和持续铺开两个关键环节，其中涵盖动员、发现问题及其应对等内容。

　　初期的动员 运动初期，各地采取了多种动员措施，以便让企业职工领会其重要意义。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提醒各地要注意宣传方式的多样性，“通过简报、通报和报纸、广播电台、经济消息、内部参考等方面加强宣传，揭发浪费事例，介绍节约、处理的好经验、好方法”。对此，各地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宣传中央指示精神，深入发动人民群众开展该运动。例如，湖北“在开展运动的各部门、各地区也都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如电影、广播、黑板报、大字报等作正面的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中共贵州省委则要求“党内党外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党委要开会讨论，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统一以后，要协作分工，订出具体的计划”。总之，多样化的动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疑虑，有利于运动顺利推进。

　　运动中的挑战 与前述国家计委在天津的试点一样，“三查”节约运动起初进展并不顺利。一方面，“三查”节约运动开展时“四清”运动尚未结束，一些地方借着“四清”运动的名义而没有真正开展“三查”节约运动。例如，兰州市重工业局系统的蓄电池厂（以下简称兰州蓄电池厂）在社教工作队的领导下开展了“反积压、反浪费”运动，但从1966年3月8日以后便停止了“三查”，即便市重工业局不断做思想工作，该厂社教队工作人员仍表示：“要等我们整党整团后再做三查节约运动”。事实上，从总体层面来看，“三查”节约运动本质上也属于“四清”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各地反复解释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前者从属于后者。例如，贵州省“三查”节约领导小组办公室明确指出：“四清工作队就是三查工作队”。不过，正如兰州蓄电池厂面临的情况一样，“四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三查”节约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三查”节约运动涉及资源的再分配，大多数企业都难免心存疑虑。例如，一些地方干部暴露出“五怕”“四论”的思想倾向。“五怕”是怕查责任、怕丢人、怕调走东西、怕群众发动不起来、怕整改增加麻烦，“四论”是“浪费难免论”和“与我无关论”，保证品种质量就不能节约的“对立论”以及物资多点、好点、工作方便点的“方便论”。这些思想倾向阻碍了“三查”节约运动的有效展开。

　　各地的妥善应对 一方面，针对企业存在的顾虑，党和政府反复讲解政策，答疑解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问题。例如，甘肃省兰州市物资管理局要求各企事业单位学习《第二次会议纪要》，“反复说明不反工人群众，不打击报复，不记账的原则规定”。中共湖北省委增产节约领导小组则强调，“反浪费的目的是：通过运动，揭发浪费，使全体职工受到教育，使官僚主义者有所震动提高觉悟，把浪费之风刹住，贯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是一次重新教育人的运动”。另一方面，各地通过展览会的方式进一步宣传了“三查”节约运动的必要性，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在开展“三查”节约运动之初，国家计委就提出要充分利用展览会开展好该运动。对此，各地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展览会。例如，兰州市物资管理局系统在参观完电业局“反浪费”展览以后，各单位立即组织人民群众进行讨论、座谈，检查对照运动的进展情况，找差距，找原因。大家普遍反映：“这是一个活教材，使人能触目惊心”；有人说：“看到展览，叫人感到极为痛心”。在举办展览会的具体细节上，中共湖北省委增产节约领导小组明确提出，应“采取节约的办法进行，不铺张浪费，不搞形式主义，不搞讽刺性的漫画。应当着重正面教育，实事求是，绝不是浪费数字越大越好，用实物和必要的图表来说明”。可见，各地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展览会的重要性，并注意到了一些细节问题。

　　（三）运动的结束

　　大多数地区在清查工作结束以后便迅速转向处理核定和利用阶段。例如，甘肃省兰州市物资管理局要求下属单位“抓紧清仓查库工作……所有大小仓库，都要查清，要很快摸清家底，尽可能争取于四月底完成清查任务”。不过，物资应当怎样处理，如何调剂，中央的指导文件最初也只是给了一个模糊方向。1966年1月8日，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提出了材料、设备及流动资金问题处理的相关要求，其中，在清查材料的使用归属问题上，“应当严格按照隶属关系进行处理。首先满足本单位的需要；本单位不需要的，由主管部门处理。中央部属单位的，由管理局和主管部进行调剂处理；地方所属单位的，由主管厅局和省、市、自治区进行调剂处理”。为此，各地结合中央文件精神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相关举措。例如，四川省计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较快制定了清查物资的具体处理办法：“物资部门对查出的废旧设备、材料，必须抓紧时机组织力量（尽量利用街道工业及家属生产小组）进行检查和改制。对贵重的、稀缺的材料和设备，在处理时，应当特别慎重”；关于清查物资的分配问题，“要优先用于支援农业和解决煤炭、砖瓦等生产建设的需要；一定要用在保证一九六六年国家计划方面，不能拉长战线，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一定要合理利用，不要造成新的积压和浪费”。地方结合实际较快推出物资处理办法，有利于运动的开展。

　　在各地实践基础上，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不断完善相关文件，以便清查出来的物资得到更加有效地利用。如前所述，1966年3月7日，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结合地方实践出台了《若干规定》。18日，《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关于处理“三查”清理出来的物资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正式发布，结合地方实践对《若干规定》做了进一步修正。例如，《补充规定》明确《若干规定》第九条关于使用“三查清理出来的物资支援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的规定，“也适用于其他发生旱涝灾害的省、市、自治区”。

　　结合中央文件精神，各地主要通过展览会、调剂会议和直接调剂三种方式对清理出来的物资进行了再分配、再利用。展览会有较强地域性，规模一般较小，有利于地区内部互通有无。例如，1966年5月，甘肃省兰州市物资管理局举办了一场实物展览，“在文化宫南部展出了500余种‘三查’积压物资”，“市二轻局急需轴承器，到处找不到，查遍了大会几十本资料都没有，但在七局安装公司参观时解决了四个”。

　　物资调剂会议的规模和辐射地区更广，涉及企业范围也更大。例如，贵州在该年4月组织了一次全省的物资调剂会议，“报出需要调剂的物资总值达四千二百多万元，其中有机电设备七千四百多台”。

　　在“三查”节约运动后期，直接调剂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物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以系统内调剂或支援地方工农业建设为主，调剂的物品绝大多数属于大宗基础建设的物资。例如，在兰州市物资管理局组织的调剂会上，“兰化303厂基建工程急需耐酸砖，因订不上货，工程无法进展，会上通过组织借用支援，解决了16000块，满足了工程需要”。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清查出来的物资调剂利用往往是多种方式相结合，一些地方还做到一个“三边”和两个“三结合”，即“一定要边反、边查、边改，交错进行，各有侧重”，“领导干部、专业人员与工人相结合；公司、部工作队与银行、财政驻厂人员相结合”，进一步提高了物资调剂利用的效率，彰显了“三查”节约运动的成效。

　　中央要求，“三查”节约运动清查出来的物资“用于保证一九六六年国家计划、三线建设、支援农业、地小群工业以及企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需要。但不能用于扩大基本建设战线，不能造成新的积压和浪费”。根据这一精神，各部门、各地区均深入开展该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整个年度计划的平稳推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初步实现了预定目标

　　如前所述，《报告》对运动的预期目标只做了模糊性的估计。据1966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年预计节约和代用煤炭1400万吨，钢材50万吨，有色金属4万吨，木材650万立方米”。由此可见，“三查”节约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同时，从支援三线建设和地方工农业发展来看，也实现了预定目标。

　　一方面，清查出来的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线建设中的资源紧张状况。例如，攀枝花工矿区在应对物资短缺时就提出要“借三查的机会，从分配外抓一部分我区需要的物资”。截至1966年2月，第五机械工业部通过“三查”和其他措施支援三线建设的设备占三线建设需要的47%。兰州将清理出来的物资通过物资调剂会“给中央和省属16个‘三线’建设单位共解决了钢材55.959吨，轴承1649套，三角带胶管297米，设备9台，建筑材料92.207吨”。另一方面，清查出来的物资有效支援了地方工农业建设。例如，为了积极支持北方抗旱，截至4月，据不完全统计，华北地区支援的物资包括“变压器一千四百七十三台，电动机一万零一百六十九台，柴油机一千零五十三台，水泵六千三百一十七台，深井泵十九台，钢材二千二百八十三吨，钢芯铝线一千五百八十二米，电力电缆三万三千六百七十六米，轴承三万八千五百一十七套”。同年4月，贵州在一次物资调剂会上调剂处理物资710多万元，“其中属于武装地方工业的物资四百一十多万元，属于支援农业的物资二百八十八万元”。总之，“三查”节约运动对于工农业建设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在7月农业机械化湖北现场会议上所指出的：“通过‘三查’，还从我们现有企业挤出了4万吨旧设备，以支持地方农业和地方冶金工业的需要”。

　　（二）促进了企业技术的改进

　　“三查”节约运动有效挖掘了企业内部积压的设备和材料，促进了企业的技术革新。正如国务院“三查”节约领导小组所指出的：“由于在三查节约工作中，不仅可以查出生产上急需的设备和原材料，用来保证计划上的需要，而且还能带动生产工艺改革，产品设计革命，企业管理的革命化。把企业的生产潜力进一步挖掘出来，加速生产发展”。从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尤其是各地在运动中充分注重将领导干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员“三结合”，采取“设计革命”中这一基本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例如，贵州在“三查”节约运动中，“各施工单位都本着花钱少、容易搞、投产快、效果好的原则，采取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结合’的办法，针对生产关键和薄弱环节，积极开展了群众性的‘小改小革’活动，有些已经配套成龙，对提高工效，保证质量，节约原料、材料、燃料，减轻劳动强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通过“三结合”，“仅据五个大桥的统计，就节约钢材一百六十六吨，节约投资二十万元，还缩短了工期，节省了劳动力”。

　　如何有效提升煤炭利用效率是“三查”节约运动中的一项重点任务。对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在1966年5月专门召开了一次西南三省节约用煤的经验交流会，相关企业积极介绍在煤炭利用上的革新。例如，四川合川纱厂发电车间领导提出了“节煤就是革命”的口号，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自己动手，利用废旧材料，大搞技术改革，“经过三十多次的试验，解决了锅炉改造上的老大难问题，煤耗逐步下降，三月底已降到一度电煤耗零点七六六公斤”，有效做好了节煤工作。

　　总之，通过“三查”节约运动，大量的企业积压设备和物资在短时间内得到发掘，企业通过技术革新进一步消化了清理出的物资，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源头上降低了浪费，节约了生产成本。

　　（三）加强了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

　　“三查”节约运动虽然侧重经济层面目标，但同时也非常强调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如前所述，在开展运动之初，不少企业职工多有顾虑。随着运动的深入推进，职工的顾虑逐渐被打消，企业职工也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例如，中共贵州省委在运动之初就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引火烧身，用实际行动引导全体职工都轰轰烈烈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在宣传动员中，要注意解除一部分干部怕追查责任、怕调走物资和资金等思想顾虑”。随着运动的推进，该省还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许多单位在调剂物资工作中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不仅批判了想捞一把、留一手、卸包袱、以物易物的错误思想”，产生了较好效果，大家“增强了全局观念，还主动地减少了今年物资的申请计划，要采取节约、利废、修旧、代用等办法来保证生产建设的发展”。在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增强。例如，湖北在总结“三查”节约运动时指出：“通过运动广大职工的革命热情调度到生产上去，围绕生产和管理工作的关键，破旧立新，改革制度，大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从而推动了比学赶帮超运动的开展，促进了企业、事业管理的革命化，促进了生产”。

　　总之，“三查”节约运动有利于加强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如1966年底全国计划、工业交通会议上有同志在总结“三查”节约运动时所指出的：“通过这次运动，对广大职工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勤俭建国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了节约和浪费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为避免浪费，进一步开展节约工作，打下了基础”。可见，“三查”节约运动具有多重意义，既缓解了工农业建设的物资供应压力，也很好地加强了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增强了企业职工的勤俭建国意识。

　　综上所述，发端于1965年底的“三查”节约运动历时半年有余，多数地方到1966年6月后逐渐进入收尾阶段，主要工作是加强积压物资调剂利用。例如，甘肃省兰州市物资管理局强调，清查出来的物资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积极开办‘物资银行’、‘物资医院’，采取储蓄、修配、调剂串换，加工改制等办法，使所有积压废旧物资都能得到合理处理和利用”。不过，因运动时间相对较短，且处于特殊历史时期，其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各地虽然清理了为数众多的积压设备和材料，但因存在质量问题而无法直接进入生产环节。例如，兰州市重工业局系统清查出来的不少设备都标注为“报废、大修、修复利用”等字样，直接影响了使用范围和效率。

　　从总体层面来看，“三查”节约运动的成绩值得肯定。也正因如此，国家计委在制定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仍提出要继续抓“三查”节约运动，认为通过该运动“全年节约物资的总值可达20亿元左右”。可见，“三查”节约运动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影响不容低估。一方面，就国民经济建设而言，1966年是“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是三线建设全面开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党和政府力图通过“三查”节约运动发掘既有的物资潜力，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三线建设在内的国民经济建设，实属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次积极尝试。另一方面，就物资管理体制而言，党和政府通过试点及结合地方实践不断完善政策，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管理做到了张弛结合，既较好满足了运动的开展，也有效弥补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管理体制的一些局限，使之更好助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以“三查”节约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增产节约运动，将政治动员机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资管理体制相结合，有效适应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建设的物资供应需要，同时也赋予了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弹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