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20多年来多次参与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亲历中国宏伟壮丽的改革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的出台；他的不少经济理论已体现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决议、“五年计划（规划）”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反映民生的声音。
经济智囊细述市场化改革
早在1993年，张卓元就应邀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继而参与起草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及十七大的报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张卓元说：“中央充分发扬民主，在历次文件的起草中广泛听取意见。我们也提了许多意见，中央都是非常尊重的。起草时，我们尽量把经济学家的许多改革理论吸收进来，尽量把大家的研究成果在文件中反映出来，指导中国的深化改革，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张卓元强调，自1992年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提出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又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创新性地提出了“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重大理论创新和亮点。
5000多字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22次提到“市场”。其中最为人关注的当属将市场定位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张卓元参与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他认为，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多种形式的行政垄断，一些部门在非自然垄断环节限制竞争，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还不完善，对市场的监管不到位等，都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这说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存在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张卓元解释说，在一般情况下，由市场配置资源比由计划配置资源可以带来更高效率。我国要从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遵循这条规律。凡是依靠市场机制能够带来较高效率和效益，并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不要干预。张卓元认为，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是目前深化经济改革的关键，也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张卓元分析指出，解决市场体系不健全问题，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指向。目前我国的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这同政府不当干预过多有关，也同市场发育程度不够成熟有关。同时，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也不健全。有的地方搞市场封锁，假冒伪劣产品也时有出现，冲击市场，坑害消费者。“所以，我们必须加快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其中，政府要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各个市场竞争主体在公平的舞台上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效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张卓元表示，一个时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经济界，总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不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如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置“玻璃门”、“弹簧门”，在贷款方面的不合理规定致使许多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很高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今后，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包括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切实放宽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而不只限于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见证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细节
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论著称张卓元等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张卓元坦陈：“不错，我一直主张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同时应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和使经济转入良性循环。”张卓元表示，尽管这些见解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非议，但他至今不悔，并打算做出进一步的充分论证，最后让实践进一步来检验而做结论。
1983年，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原来是搞经济理论的，工作的变动要求他的研究领域转移到市场流通方面，价格改革和物价问题成了他研究的重点。
当时，正是中国改革蓬勃向前推进时期，围绕着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这两条主线，经济学家们展开了不同观点的争鸣和探讨。张卓元认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一项深层次的改革。他提出：既要实现由行政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体制，又要保持物价水平的大体稳定，是价格改革的难点和主要矛盾，因此要分步推进；一调二放三挂钩（即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的改革思路，使中国价格改革进展顺利，走在经济改革前列；“双轨价”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单轨价；从实物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发展为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广义价格改革，是中国价格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他主张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对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国有经济主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对小型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放开放活。他认为要发展多元化投资主体，建立多元、竞争的国有资本运营结构。
1987年，由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铁映主持，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刘国光和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标志着“稳健改革派”的诞生。那时，吴敬琏不完全同意渐进式的改革方案，所以有人说他是“激进改革派”。
张卓元在渐进式改革方面始终坚持两点：一个是价格改革方面，比较早地论证了以市场价格来替代行政定价，调放结合，总结国际上价格改革的经验，渐进式地进行物价改革。中国物价改革比较成功，证明渐进式地推进市场取向改革是对头的。一个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支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他认为两位数的物价上涨率会破坏经济的稳定，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根据中国国情，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8％的经济增长率和5％左右的物价上涨率是较佳的结合点，年货币供应量一般不宜超过GDP增长率的一倍，这样才有利于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的协调。这些观点与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比较接近，也可以说这些观点被采纳的稍微多一些吧。”
1988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一个问题：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保物价还是保增长？文章认为：“如果以保持经济增长为放在首位的宏观控制目标，则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也不一定都是坏事。”“今后3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应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需求政策，向以保持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为目标的供给政策转移。财政、金融非但不宜双双紧缩，而且应该保持适度地扩张。”这篇文章受到了张卓元等经济学家的批评。张卓元认为，通货膨胀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从长远来看，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有损于经济增长。从短期看，在存在闲置资源、闲置生产能力而又需求不足的地方，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确可以起到某些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像中国，除了劳动力资源外，总的是资源短缺稀有、有效需求过量，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刺激作用小而又小，而且主要只能对投入大、产出小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起短促的刺激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刺激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接踵而来的是比例失调和衰退，增大经济变动的波幅，因此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并且会损害宏观经济的效率。另外，他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使分配关系趋于合理，相反，只能使分配更不公允。张卓元还出版了《论中国价格改革与物价问题》，就通货膨胀、物价问题等做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一些重要的观点得到中央决策部门的肯定。张卓元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价格思想以中国价格改革实践为依托而逐步展开，直接影响和促进着中国的价格改革实践。可以说，他的价格思想是反映价格改革实践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价格改革的曲折历程。张卓元认为，价格理论研究的深化依赖于价格实践的发展，而引导价格改革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也是价格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张卓元主张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但他又非常重视政府对于价格的宏观管理。因此，他主张价格改革“走小步，不停步”，这样可以减少价格改革的风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有利于经济改革的全面推进。他说：“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市场价格体制，这意味着价格不再由政府普遍制定和调整，而是回到市场交换中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形成，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张卓元认为，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价格体制，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有计划指导和宏观调控的。
在他看来，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市场经济。自1979年以来，他一贯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坚持稳步推进市场取向政策，以改革促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20世纪80年代，他在着力研究中国价格改革的规律性的同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他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总是先发展农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农产品为原料、以农业为主要市场的轻工业得到发展，然后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才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是遵循这一规律。
张卓元有关经济结构调整的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因此中央后来制定“八五”、“九五”计划时，都主动听取张卓元的建议。而张卓元在很多文章中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则进行了战略性的分析，为中央决策层提供参考。
1999年12月，“十五”计划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是“十五”计划草案的起草专家之一。他说：“在对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上，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大思路上，起草小组成员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市场应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以往注重数量和速度，转变到注重质量和效益。因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在‘十五’计划建议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起草“十五”计划过程中，张卓元提出，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商业、服务业以及高科技都发展迅速，但优先发展农业仍要在“十五”计划中体现出来，因为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建议国家在如何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入、建设稳定商品粮基地、建立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平衡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说明，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张卓元的提议得到了起草小组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作了这样的表述：“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
“十一五”之后，“计划”改称“规划”。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738％，毫无疑问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张卓元认为，过去我们制定的微观具体产业发展计划，更多属于市场、企业和资本自我调整的内容。在市场配置资源的今天，规划将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指标少而精，而且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体现了从微观向宏观、从直接向间接、从项目管理向规划管理的突出转变。张卓元说，一字之易，绝不是简单的用语改变，而是反映了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重大变化，是我国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体体现。
张卓元说，现在的改革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确有所不同。35年前改革的阻力主要是来自于思想方面，当时还没有多少既得利益群体。经过35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今天任何一项改革都无法避免要调整一些利益结构，有些人的利益会受到冲击，很自然就会反抗。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寻找“利大一点，弊小一点”的方案，其难度是不小的。如果没有中央最高层次强有力的推动，我们有些改革在碰到困难时就会停滞不前，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组织保障。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划出了一条新的起跑线，确立了改革的方向与原则，但未来如何去落实、许多原则如何细化，还面临着诸多困难。改革之路任重道远，保障民生之路更不是一帆风顺，人们期待未来的改革更好、更快。张卓元认为，未来应该还会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出台实施细则，一件件地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出台更加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