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对十六大以来党关于经济发展思路和政策的考察

　  【内容提要】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赶超型工业化过程中，其经济与社会发展注定是不均衡的。1978年以前，尽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试图实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均衡发展，消除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但是事与愿违。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暂时放弃了社会主义均衡发展战略，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而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但是这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也导致了发展的动力和空间越来越小，内需难以扩大，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以后，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试图改变持续了20多年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10年来，中共中央在统筹城乡、统筹国际国内、统筹东中西部、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一整套发展思路和政策。

【关键词】 经济发展 科学发展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产业结构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新中国62年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必然是一个不均衡与均衡交替往复的过程，其间体制与政策的阶段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哪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1]新中国62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经历了如下一个历史演进过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非均衡发展到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再从计划经济的均衡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最后走向到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均衡发展。而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和部署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即开启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向均衡发展的大门，虽然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最近10年来的转变不尽人意，但是从中共中央的认识和制定的方针政策来看，正在加快速度。

　  一、从计划均衡到市场非均衡发展思路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除了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以迅速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面貌外，还有一条就是避免走资本主义那种以牺牲农民和工人利益、发展成果为少数人所享有的非均衡发展。因此在1953年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迅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一五“计划中贯彻了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思想，加大了对内地的投资。为了实现均衡发展，毛泽东在”八大“前后，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提出了处理好农轻重关系，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以及处理好沿海鱼内地的关系，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也都提出了综合平衡、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处理好积累与消费关系等一系列希望实现均衡发展的思想。

　  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是其工业化初期的客观规律，加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从而使得均衡发展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过度追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居民收入分配的平等，反而导致了经济剧烈波动和公有制经济效益低下，反而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地区差异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长期基本国情，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国家安全和迅速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又是党和人民的迫切要求，“急于求成”、“大干快上”几乎是各个地区、各个产业、各个阶层的渴望。如何处理这个矛盾，实现全面、协调、快速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如何解决资金和资源短缺、大量人口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中国工业化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同样，如何解决中国工业水平落后、能耗高、投入产出比低的效益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长期关注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20世纪5060～年代的几次重大经济体制变革，都是与解决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例如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调整、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以及60年代开始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等等，都是试图采用体制改革和政治手段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和解决公有制经济激励不足、官僚主义滋生、经济效益与预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相差甚远的状况。

事实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高度集中”还是“权力下放”，，无论是层级和规范管理还是群众运动、“全民大办工业”，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造成经济运行的混乱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前20多年的历史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范围内想主意，找办法，打转转，都不能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农村是农民吃集体“大锅饭”）现象，以及资金利用率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双低”的结果，改革的结果跳不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的思路。

这个思想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加速进行中，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出一种新的非均衡发展态势，那就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市场化下的非均衡发展及其局限

应该说，没有改革开放打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的高速发展和人均收入由100多美元达到今天的5000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应该看到，1992年以后，这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和资本主导条件下的发展是非均衡的。

一方面，它充分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使生产要素在市场引导下得以充分结合和不断优化配置，充分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充分发挥了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以及充分利用海外资本以弥补国内资本不足和技术落后，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空前的发展，由1978年的3645.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654亿元（均是当年价格），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3%，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8.2%下降到2011年的10·1%。[2]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1970年，中国的排名为世界第8名，2000年，中国GDP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速为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2010年中国GDP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与中国的发展相比，前苏联的经济总量在1970年仅次于美国，之后逐渐滑落，并被日本和德国超过。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经历了一段下滑，但新世纪以来，俄罗斯的排名不断攀升，至2008年已经为世界第八名，2010年又降至第十名。起始条件比中国好的印度则变化不大，1970年为世界第十名，到2010年为世界第十一名。[3]

世界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表现

　  注：（1）2011年除中国外均为预测值。（2）其他发达经济体是指除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之外的发达经济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复苏、风险和再平衡》，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双速复苏带来的压力》，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中国数据（2002——2010）则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2011年中国数据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1年3月16日）。

另一方面，这种高速度的、市场主导的发展又呈现出非均衡性。并且逐渐显示出它与可持续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目标的不相适应性。以劳动者报酬率的变化为例，1978～1995年间，一直在49%～55%之间波动，但是1995年之后则持续下降，从1995年的51.44%下降到2007年的39.68%。据有关专家研究，劳动者报酬率下降1%对居民消费的消极影响，1978年为GDP的0.72%，1995年为GDP的0.64%，2007年为GDP的0.65%。劳动者报酬率的持续下降是阻碍居民扩大消费的主要因素之一。[4]

再以科研和教育投入来看，与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是不相称的。中共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但是“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时期，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均没有达到目标，“十五”计划目标为1.5%（实际只达到1.3%），“十一五”规划目标为2%（实际只达到1.8%），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2.2%，多数国家平均水平是2.45%，其中美国是2.67%，日本是3.44%）[5]。

　  就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来说，经历20世纪80年代短暂的差距缩小，90年代到2008年以前，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下表可以看出，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2007年达到峰值，此后有所下降。

　　　　　　　　　　　 1978-200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330页。

　  就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来说，东、中、西部的区位条件、原有基础以及政策倾斜等条件的差异，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从1980年到2002年，东部地区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分别高出1.6个和1.7个百分点，其中，1980-1990年，东部地区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只比中、西部地区分别高0.93个和0.5个百分点；90年代以后，随着东部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对外开放领域的不断扩大，东部发展动力明显强于中、西部，名义GDP年均增长速度比中、西部分别高2.2个和2.8个百分点。[6]

　  1978年，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3.6元和212.9元，到1990年分别扩大到700.1元和885.8元，1998年又分别扩大到4270元和5490.9元（以上均当年价格）。再从相对差距来看，在1983～1998年间，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相对差距系数则由44.4%迅速增加到57.7%，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7]这种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不仅限制了扩大内需，而且不利于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工业基地等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的。

　 就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来说，收入分配在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呈现出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体的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现象。据世界银行估计，198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28，1990年上升为0.35，2001年为0.45。据中国学者估计，1995 年至2002年期间,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0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 [8]。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对社会安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严重制约了城乡市场开拓和消费需求扩大。

　  三、思路转变和非均衡发展的惯性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加快发展的思路，也就是后来邓小平总结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经过19年的实践，在提前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任务之际，到1997年首次遇到了“需求不足”，即长期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需求不足替代供给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下，由于经济落后和消费均等化，经济发展总是赶不上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和国家投资的需要，因此“短缺”是常态，供给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整个80年代，一轮接一轮的旺盛需求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卖方市场，为农业增产、乡镇企业发展、外资进入，以及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从1996年国民经济运行实现“软着陆”以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买方市场出现了，内需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原来依靠旺盛需求支撑的经济效益不高的国有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陷入困境。1997年竟然出现国有企业总体亏损的局面。1997年以后的“内需不足”虽然只是相对的和结构性的，从根本上来说是农民和部分市民缺少购买力，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所致。但是这种需求不足反过来又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导致改革力度加大（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从而进一步导致部分产业改组（例如“抓大放小”和纺织业的“限产压锭”）和部分群体收入下降（因企业破产、重组和“减员增效”而下岗的职工），并且整个社会对未来的收支预期发生变化，对消费持观望态度，这进一步加剧了“内需不足”。总之，从1997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党面临着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之间出现的新的不平衡，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同时，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的条件下，怎样运用“政府之手”来弥补“市场失灵”在当时还是一个新问题。这就对1978年以来的发展观念和经济调控手段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党开始了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新探索，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观念和政策。

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意味着全面和均衡发展战略的正式提出。经过抗击非典疫情过程中胡锦涛等同志的探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即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不仅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而且要重视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和社会指标，坚持把经济增长同人文、资源、环境、社会发展指标有机地结合起来。”[9]十六届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10]

2007年，中共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讨论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时，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即把对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

在产业均衡发展方面，早在2001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就指出：十五计划期间，要“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按原有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今后五年要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特别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关键。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1]此后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始终强调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业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提升到战略的高度。

在区域均衡发展方面，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的区域发展战略转入第二个阶段，即由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梯度发展、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转入协调发展、开发西部的阶段。2003年，中共中央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决策，初步形成了政府投资向西部和东北倾斜，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其概括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整体战略部署。”[12]

在城乡均衡发展方面，针对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党在2003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则提出逐步免除农业税的计划。到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进一步提出工业和城市要“反哺”农业和农村的设想。他在2005年3月14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13]从2004年起，中共中央连续发出9个中央一号文件，来解决“三农”问题。

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14]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作进一步的调整。报告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15]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均衡发展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它又是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因此更增加了它的难度。由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不仅人均收入不高和就业压力大，而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很大，GDP增长保持一定的高速度还是必要的。因此非均衡发展的空间也就很大，“发展是硬道理”并没有过时。同时，农村人口仍然需要转移，人力资源优势仍然存在；城市化加快和基础设施不足，使得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的空间仍然很大。于是，以2001年加入WTO为契机，从2002年起，出口和投资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为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以确保经济增长速度平稳。以“十一五”时期基础设施投资为例，五年建成铁路新线1.6万公里，新增公路63.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3.3万公里，新建、改扩建机场33个，新建和加固堤防1.7万公里。比较1994年至2002年与2003年至2010年两个时间段的投资率，可以发现后者比前者上升了11个百分点，即从2002年的0·38上升到2010年的0·49，其中投资率上升的5个百分点是在2009年至2010年完成的；同样两个时期对比，在剔除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之后，后一时期的投资增速比前一时期提高一倍：前一时期实际投资年平均增速为11·9%，后一时期则为23%。高投资需要低成本资金支持，因此1996～2002年的实际利率为3%，而2003～2010年的实际利率为－0.3%，在这96个月里，52个月处于负利率状态。[16]

由于内需不足，虽然2001年底加入WTO后对中国扩大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仅靠出口仍然不能支撑经济高速增长，于是以地方政府为主要推动者，发现住房商品化不仅是一个简单有效的扩大内需办法，还是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的好办法，而这个办法又适应了正在加速的城市化需要，于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又被牵引到房地产支柱上。

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23号文件），提出我国住房改革的总体思路为：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加快住房建设，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该文件明确提出1998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原则上只售不租。于是从1998年开始，我国房地产业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城市房价也以高于GDP增长的速度不断攀升，直到2011年中央才采取严厉政策调控房价。

1997-2010年房地产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指数研究院编:《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1999——2011）年各卷整理。

1998年以来房地产业发展及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每年约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而住宅建设每增加10个百分点可带动国民经济总值增长1个百分点；房地产业每投入100元可创造相关产业140元到220元的消费需求；商品房市场每实现100元销售可带动130到150元的其他商品销售；住宅行业每吸纳100人就业，可带动相关行业200人就业。[17]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成为新世纪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正是由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猛烈扩张，弥补了内需不足的不利条件，使得GDP在2003至2011年间，经济总量从2002年的120332.7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翻了近两番，年均增长10.7%，而同期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仅为3.9%；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分额也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18]但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均衡和科持续发展问题并没有解决，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19]

四、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否能够自动达到均衡发展？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是很难自动达到的，如果说在产业结构、区域发展、城乡差距等方面市场调节还能够比较有效的话，那么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则显得束手无策，甚至出现“马太效应”，必须靠政府这只“看的见手”来调控。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和外资的流入，我国的投资能力也迅速提高，2002年的投资总量第一次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这种能力不仅是改革开放前不可想象的，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不可望其项背的，而且资本市场的形成又为提高资本投资效率提供了条件，这就为我国投资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此外，我国政府的财力也越来越大，能够承担起诸如三峡工程这样投资大的高效工程，也能够承担起诸如“退耕还林”、治理污染这样的“不赚钱”项目。

在“十一五”规划的22项指标中，8项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14项预期性指标，除了“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和“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三项指标外，基本完成。可以说，“十一五”规划是历史上完成情况最好的五年规划之一。“十一五”规划86.4%的指标完成率明显高于“十五”计划的64.3%和“九五”计划的75%。截至2010年底，8项民生指标全部完成——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前达标，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500万人。[20]

“十一五”规划中8项民生指标完成情况

说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从1979-2008年，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这当然有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扩张，但是却不利于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中国的出口受到抑制后，这一状况在过去的两年中发生了一些改变。2009年，我国GDP增速为9.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9.7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8.49%；2010年，GDP增速为10.3%，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7.8%，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为10.9%，一跃成为三个指标中最高的。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速同样高于GDP增速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21]这种改变将推动我国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

2010年，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各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出现普遍而稳定的增长。其中，农林牧渔业的工资增速位居第二，达到了16.3%，这与近两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速的不断提升趋势相吻合，但从绝对数值来看，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仍然最低。2010年工资增速达到或超过15%的行业一共有五个，分别为采矿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但整体而言，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四位的行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址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排在后四位的行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位次排名都相对稳定，并无明显变化。2010年，全国各地相继出台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案，各个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出现普遍而稳定的增长。其中，农林牧渔业的工资增速位居第二，达到了16.3%，这与近两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速的不断提升趋势相吻合，但从绝对数值来看，农林牧渔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仍然最低。2010年工资增速达到或超过15%的行业一共有五个，分别为采矿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和金融业。但整体而言，平均工资水平排在前四位的行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址勘查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和排在后四位的行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位次排名都相对稳定，并无明显变化。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全国社会保险基金规模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年增长率最低的是2001年，仍高达17.3%，2010年全国社保基金收入规模已达18822.8亿元。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2000年职工参保人数为10367万人，2011年职工参保人数已经达到21574万人，增长了一倍还多[22]。在教育方面，“十一五”期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累计4.45万亿元，年均增长22.4%，超过了GDP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同时，全面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23]

　　 从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来看，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地区的综合发展指数都在稳步提升，其中，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增速最快。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排在前十名的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和重庆。2000－2010年，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速排在前十名的地区分别为贵州、新疆、重庆、山西、四川、江西、西藏、安徽、宁夏和甘肃。[24]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两个“必须”：（1）“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2）“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25]2009年10月19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六个行业确定为调控和引导的重点，并决定采取六项措施严厉控制产能。2010年10月18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到“十二五”规划完成的2015年，七大新兴战略产业的增加值占中国GDP的比重，将提高到8%，到2020年进一步上升至15%。[26]

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27]上述建议被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接受。

五、任重道远：经济社会均衡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

　  新中国62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是为了避免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那种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和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非均衡发展道路。而中国作为一个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和人均资源极为匮乏的大国，非均衡发展在一定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如何把握这个发展阶段的规律，制定出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证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同时，当均衡发展的条件具备后，又能够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变，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证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虽然这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但是非如此，就不能实现国民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从1997年经济软着陆后出现的买方市场就反映出非均衡发展导致的内需不足问题，由此才提出新型工业化、西部大开发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和政策，以及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对投资的需求，地区之间差异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城镇化加快对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产品投资的要求，以及作为大国对交通（公路、铁路、航空）、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特殊需求，都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具有以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也存在着一个通过加入WTO等打破贸易壁垒，而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发展空间，这也是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加快加入WTO谈判的主要原因。

　  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一方面，中共中央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科学发展观和一系列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改善民生的均衡发展战略和政策。另一方面，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城市化正在加速，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就业仍然是大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中央政府出于抓住战略机遇期考虑，不愿意降低发展速度，不惜以政府投资来保证经济增长，就可以理解了；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则加剧了追求GDP增长率的竞赛，何况“土地财政”[28]为它们提供了经济扩张的资金供给。

我们应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就提出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90年代后期则提出“科教兴国”和新型工业化道路；再到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没有完成，甚至可以说刚开始不久。看来其原因主要不是认识问题和体制问题，还有着更深层、并且起着决定作用的客观因素，那就是中国的工业化不仅需要抓住机遇实现赶超，而且面临着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的巨大压力，这是空前绝后的。因此，通过市场化来加快发展速度并为此而加快资本积累，实际上成为党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只要人力资源还能够提供足够的低价劳动力，只要还有足够的国外市场供开拓，只要基础设施投资还有足够的空间，只要城市化还未完成，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特点的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是不可能提前实现的。

从微观经济运行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主要是丰富的劳动力供给所形成的劳动力低价优势。就企业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要沉淀大量原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需要更高的资本投入，并且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高，因此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压力增加。而这是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意看到的。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还证明，以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工资水平为特点的发展方式转变，实际上需要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为前提的：当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过大，绝大多数人收入水平很低，第一，将给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提供空间，即：由于城乡差距过大会给企业提供低价的劳动力；而地区之间差距过大，不仅会刺激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赛”，竞相通过投资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投资环境，而且使得发达地区的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转移到落后地区。第二，因内需不足而导致产业资本过剩，并转入投机和非生产领域，从而形成经济泡沫。

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虽然在认识上和理论上先行一步，但是实践起来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甚至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例如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没有危机，是不会发生突变的，而经济危机，又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和极力避免的，因此，发展方式的转变只能是一个较长的渐变过程。“知易行难”，这句话在今天似乎仍然是有效的。

（作者：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肖翔，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说明：此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