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新军阀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上台的。不过在口头上，它仍以反帝国主义相标榜。1928年6月，南京国民党政府还发起过一个以实行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改订新约运动”。但是，这个运动并没有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开辟出“外交新纪元”。按照国民党政府与有关国家订立的条约，中国仍然无权自定关税，而只是规定对外国进口的货物除原定的值百抽五外，可征收百分之五到三十的附加税，这是比过去略有前进的地方；而且中国的海关也仍由外国人控制，总税务司还是由外国人担任，海关的外籍职员最高时达1480余人，而中国职员不过百人。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更是徒托空言，并未付诸实行。直到1943年1月，国民党政府才与英美订立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项英美在华特权。但1946年10月成立的中美商务仲裁会，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犯罪交美方裁判；同期签订的中美宪警联合勤务协定书，也规定在华美军肇事须由美宪警处理，中国警局有旁听权而已，从而又把领事裁判权在实际上予以恢复了。由于国民党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来维护自身的统治，作为回报，它也就必然要为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大门。抗战前夕，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大约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这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国民党的统治是以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支柱的。许多地主充当了国民党的官吏，许多国民党的官吏成了新兴的地主。据1930年春的调查，江苏北部，“大部分地主，都以官吏为职业”。在江苏被调查的“三百七十四个地主中，百分之四十四点三九为各级的军政官吏”。农村基层政权，基本上是由地主把持的。1931年，在被调查的无锡一百零四个村长中，“一百分之九十一点三为地主，百分之七点七为富农，百分之一为商人”。1933年，在被调查的二百三十五名乡镇长中，百分之七十八点三为地主，百分之十三点六为富农。[19]这种情况，决定了国民党必然采取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立场。蒋介石本人就说过，“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20]这样，他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存在着土地问题。国民党也说要“平均地权”，但仅限于颁布一纸空文，规定“限制每一业主所有田地之最高额，自一百亩起，到二百亩止”，超过部分将对其征收累进税而已。这种规定丝毫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且这种规定也从来没有被执行过。国民党也说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它把孙中山提出的这个口号篡改为“耕者有其佃”，即“用和平的计口授佃”，“使耕者都有田耕”，强调“不是计口授田，或用暴动掠夺的手段来均其所有”。[21]这样，它就把反封建的革命主张歪曲成了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张；而在事实上，即使是“均佃”这一点，它也是没有实行的。国民党也发布过“二五减租”的条例，但由于它的各级官吏同农村封建势力紧密关联，许多人兼有地主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即使是这种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良措施，也是不能接受的。张静江就说过，实行这种办法，“纠纷迭起，佃业双方，均受其害，洵属有弊无利”。[22]所以，这个条例，在根本上也没有能行得通。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加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剥削不但没有被取消，而且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统治能否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由和充分的发展创设前提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原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荣毅仁在圣约翰大学校友聚会时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过：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我怀着家传的‘实业救国’的理想，回到家乡无锡，致力于发展民族面粉加工工业，希冀以此使同胞们得以温饱。然而，尚未有所建树，‘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八一三’炮声又起。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民族危亡时刻，我家惨淡经营的纺织、面粉等企业受到异族侵略者的严重破坏。这只不过是深重国难之中的一个小小侧面。我为了给民族工商业保存一些再生实力、辗转到了上海，苦力支撑几个小企业。在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奋力苦争的我深切感到，没有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国家不可能强盛，人民不可能幸福，个人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赢得胜利，中国列为五强之一。当时，我欢欣鼓舞，以为可以施展抱负，为振兴千疮百孔的民族工商业干一番事业，以不辜负祖国、母校以及校友们的期待。我弹精竭虑，拟订了全国性的发展面粉工业的宏大计划。可是事与愿违。我全力推进的事业刚刚启动，便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内部派系的倾轧，拥兵自重的军阀的割据，经济的凋敝混乱，以及内战的烽火，所拟计划，除了在无锡勉强恢复了一个面粉厂之外，都成为泡影。在此期间，也是圣约翰的校友宋子文先生曾要我出力，设法稳定经济混乱中的上海市的面粉价格。出于爱国热忱，我曾作出努力但又如何能挽狂澜于既倒！不难想象，在那样的年代里，纵有一颗爱国心，也势必一筹莫展、一事无成。政通方能人和，人和方能事兴，现实给我以深刻的教益。”[23]荣毅仁当时是民族工商业者中比较精明强干、实力也比较雄厚的一个，他的遭际尚且如此，其他民族工商业者的情况也就不难想见了。

　　至于希望国民党统治集团通过进行民主改革，在中国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种想法也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不仅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蒋介石在上台之后不久就公然说过，“英美民治，有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认为，如果让“主张民治、高唱自由者，各据议席，任其论安言计，动引西人，亦不过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人民革命力量得以“坐大于中原”。所以，他主张，“为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而“统治最有效能者”，正是法西斯蒂式的政治。虽然他约许在不可计及的将来将实行“大同原则”，因而声称自己的主张“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但在用铁的手腕压迫人民这一点上，他对法西斯主义是无条件地赞同的。[24]在这方面，他的若干党徒曾作过露骨的说明。他们攻击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是些没落的臭东西”；说什么“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其由民主的虚名而陷于腐败、没落，当然不如由一个才干和道德高超的领袖去执行独裁”。[25]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由于自身社会基础的极其狭窄，由于自身的残暴和贪婪，它是极度脱离人民，因而也就是十分腐朽和虚弱的。它既不能容忍、更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它根本不可能对人们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证之历史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通过五项协议之后胜利闭幕。按照政协协议，中央政权将实行议会制、内阁制（这种体制比较接近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这对于蒋介石的独裁政体是一种否定；中央应与地方分权，地方实行自治，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这对于解放区政权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保障。这些协议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按照这个协议去做，也将会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设若干有利的条件。但是，国民党从来就没有准备去履行这些协议。相反，在政协会后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L号召破坏这些协议，并令其党徒“就其荤牵大端，妥筹补救”。不到半年，他就发动了全国内战。不到十个月，他更片面召开伪“国民大会”，将政协协议彻底加以撕毁。这样一来，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也终于丧失了。中国人民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人民革命的路，走人民民主专政的路，走经由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路。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说过：“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人民共和国。”[26]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它揭示了广大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摸索之后所共同确认的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真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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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9, 1358页。

　　[2] 魏源：《海国图志·叙》。

　　[3]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4]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5] 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6] 严复：《原强》。

　　[7]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8]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9]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9页。

　　[11] 孙中山：《国民党改组问题》。

　　[12]《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页。

　　[13]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33日。

　　[14]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序。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页。

　　[17] 参见许涤新：《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红旗》1961年第3-4期。

　　[18] 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

　　[19] 转引自《中国现代史》报刊资料1984年第9期，第32页。

　　[20]《地政月刊》第1卷第11期，第2卷第4期，《新创造》第2卷第1, 2期，转引自王忠欣《论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各党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21]《地政月刊》第1卷第11期，第2卷第4期，《新创造》第2卷第1, 2期，转引自王忠欣《论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各党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22]《地政月刊》第1卷第11期，第2卷第4期，《新创造》第2卷第1, 2期，转引自王忠欣《论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各党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23]《光明日报》1987年5月8日。

　　[24] 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的开幕词，1931年5月5日。

　　[25]《社会主义月刊》第1卷第1期。

　　[26]《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