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资产阶级曾经胜利地领导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成功地建设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中国的资产阶级就不能在本国完成西方资产阶级所完成过的事业呢？这是因为，与西方的情况不同，中国是一个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阶级。

　　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在中国，这个革命的对象除了封建势力之外，还有外国侵略者。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不独立、经济上受它们控制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事实上，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中国土地上的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是占了主要部分的。1894年，占60. 7% ; 1913年，占80. 3 % ; 1920年，占70. 4% ; 1936年，占78.4%。它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重工业方面，煤产量的55.2% (1936年）、冶铁工业的9.9% (1937年）、石油工业的99% (1936年）、发电量的77.1%，是由外国资本控制的；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总长度的88% (1936年）、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1.2%，以及几乎全部航空，也是由外国资本控制的；在轻工业方面，外国资本也掌握了纱锭的46.2%、织布机的56.3% (1936年，东北日本纱厂尚未计入）。而且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的最主要部分是商业掠夺性的资本，即投于进出口业和与商品倾销有关的运输、银行、保险等事业的资本。这些资本大部分并非由国外输人，而是直接从中国掠取的。如在中国积累的利润、取得的战争赔款和借债利息、强占的土地等。他们还把在中国掠取的巨额利润输往本国。“估计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三七年，帝国主义输人中国的企业资本和借款约合17.4亿美元，而同时期自中国输出的投资利润和借款本息达34.4亿美元，为输人资金的两倍。”[14]很明显，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它们在中国的这类殖民主义利益将会随之丧失，而且它们还将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它们所不能容许的。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一百年来的人民斗争的历史时说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15]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由于无力征服中国人民和调和它们在争夺中国的过程中相互间的矛盾，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实行的是间接的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16]这些反动阶级的政治代表，最初是清王朝，然后是北洋军阀，最后是国民党政权。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极其狭隘，这些阶级同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由于它们带有极强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这些阶级所建立和把持的政权具有十分露骨的专制独裁的性质和反民主的倾向，是依靠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来维持的。

　　这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不仅异常强大，而且十分残暴凶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能够领导人民打倒这些强大和凶恶的敌人，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就必须使自己具备十分强大的力量，必须使自己在斗争中具有极大的坚决性和彻底性。问题在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恰恰没有这样的力量，缺乏这样的勇气。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资产阶级。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前，官僚资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一，工业运输业固定资本的80%。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官僚资本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17]官僚资本的发展，在根本上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等于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官僚资本，这是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官僚资产阶级，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社会支柱之一。它不能引导中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它们所经营的，主要是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民族资本在它积累的最高峰的时候，不过是七十多亿元（1936年币值），合二一十多亿美元，而当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估计达四十二亿八千万美元，比民族资本大一倍以上。稍后，官僚资产阶级所积累的财产达一百到二百亿美元，比民族资本大四倍至九倍。”[18]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是很脆弱的。这种情况，决定了它在政治上也没有多大的力量。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各种的矛盾，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它虽然可以参加革命，但对于革命不可能有坚决的态度，从而也决定了它没有能力领导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开通道路。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19世纪70年代初期发生以来，其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首先，是外国资本的压迫。由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实行商品倾销并直接投资经营企业，致使中国的市场被它们的廉价商品所占领，民族工业由于规模小，技术设备落后，其产品无法与之竞争；其次，是官僚资本的排挤。由于官僚资本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占据了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在资金、技术、设备、原材料供应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民族工业也很难与之抗衡；再次，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由于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受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农村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农村购买力极其微弱，由此也就使得国内市场狭窄，轻工业原料供应不足，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最后，是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由于反动政府征收苛重的捐税，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更使得经营民族工商业变得无利可图，从而使得民族工商业陷人危机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作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发展得很不充分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它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民族资本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的比重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民族资本所经营的工业，规模狭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封建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民族资本家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也就不敢提出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政治纲领，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动员和组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的力量。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软弱的地位，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不表现出软弱的态度。它一方面虽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一方面却又害怕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它由于对外国垄断资本有相当的依赖性而不敢彻底反帝，由于同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密切而不敢彻底反封建，它尤其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如果说，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没有进行广泛的人民动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是举起了武装斗争的旗帜；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中的多数连这点勇气也消失了。正因为如此，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以后，这个阶级中的不少人曾经幻想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基马尔，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将走上自由发展资本主义之路。虽然时隔不久，他们就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也还是不赞成用革命战争来消灭这种反动统治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中间派人士也仍然声称，“中间派在本质上是改良派”，“改良道路是今天中国一切中间派所要走的道路。”（施复亮）

　　必须毫不含糊地指明，企图通过“改良道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因为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们，是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希望，建立在反动统治阶级将会对人们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出原则性的让步这个前提之上，将会自动地或被迫地采取措施铲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这个前提之上的。但在事实上，它们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北洋军阀的情况不说了。这里只分析一下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实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