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施国有化的国家也显示出不同的发展模式。新中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那就是既吸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优点，又吸取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形成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本文从政府主导作用、工业化道路、国际环境的影响三个重大方面探讨了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环境和内在逻辑。

【关键词】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工业化道路；国际影响

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来看，所谓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走过的不同道路。例如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普鲁士模式、后来的美国自由主义模式、日本的军国主义模式、战前的苏联模式、战后的新加坡模式，实际上都是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与众不同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自然要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

新中国60年是不断探索中国国情和寻找快速发展模式的60年。而其中政府的作用、工业化道路，以及国际环境是构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从这三个方面去探索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环境和内在逻辑，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高度主导的地位，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优势来自于政府的主导，一些重大失误也来自于政府主导，怎样看待这种政府主导，实际上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评价，也关系到我们改革开放目标的确定，关系到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模式和政府作用

在西欧市场化和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邦经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开拓市场，因此这些地方也就失去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打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资金、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从英国的工业化来看，虽然工业化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形式进行的，并且就国内经济运行来看，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政府直接干预较少。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却发挥了两种如下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没有上述两种政府的作用，英、法、德、甚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实际上，即使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仍然在为抢占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而角力，列宁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说成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比较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对外扩张或保护其在世界范围的既得利益。

市场经济以其较高的经济效率急剧地增加了欧美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在成功地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仅就国内来说，一是因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人口失业和贫困；二是生产经营中的市场垄断和“外部性”问题；三是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问题。此外,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市场调节滞后问题、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在对外方面，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转移国内矛盾，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危害的认识，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调整发展，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福利化也有了较大进展，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都要求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从1960年到1995年的35年间，工业国的政府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

　 （二）近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与近代以来的欧美就根本不同了。首先，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即中国是在被侵略和殖民地化的背景下开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的。因此，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起点，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高度集权的、成熟的封建主义政府（有着庞大的相互制衡的官僚体系和一整套选拔、任免、监察制度）；第二，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时时提醒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改革和职能的讨论，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上面。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句话说，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当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再次遭遇“丧权辱国”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在其后的20年间，民族危机推动了国民党政府对经济的大范围的直接干预。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后，“即无日不处于外忧内患之中”。在外忧方面，1928年就发生了日军阻止北伐的“济南惨案”；随后就有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灭亡中国的行动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内患方面，军阀林立、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此起彼伏，使得南京中央政府疲于应付。这种国家安全和政权危机，使得国民党政府自然要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兴修铁路、公路，并利用货币统一和改革的机会强化国家资本，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和物质，特别是战时的经济动员和统制，更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权力。

南京国民党政府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来自于对西方经济危机的感受。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1933年《申报月刊》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论和专论中，绝大多数人主张中国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大体统计，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5篇，主张采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确回答。[②]在30年代和40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讨论中，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政府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强调发展国营经济。即使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寅初也认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但不是漫无计划的。”[③]

（三）1949年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的巩固政权和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认为具备了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于是从1953年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果不其然，到1956年底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个过渡，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关于过渡的原因和条件，简单地说，除了观念上的因素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经济和众多的人口，使得提高积累率和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加速工业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在这种背景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相结合，自然就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供给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充分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未能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工业化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应该说，从建国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看到了因经济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而出现的“政府失灵”问题，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但是，党内对此却存在两种认识，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将“政府失灵”视为“官僚主义”的产物，是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新生事物，尚未成熟和完善，因此认为这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是能够克服的。例如毛泽东多次批评计划脱离实际的问题，批评官僚主义忽视人民疾苦和压制人民群众积极性问题。为此，他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整风”运动，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群众运动，实行“权力下放”。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和整顿，因单一公有制的制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导致失败。另一种认识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他们认为除了官僚主义的因素外，还与体制有关，认为应该引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特别是在农村，不妨实行将权力下放给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这种修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
　　1978年至2009年的改革，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1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打破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迷信的阶段，政府在成功的诱致下，逐渐缩小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尽管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当然，这也与当时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有很大关系，思想、尤其是政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是政府经济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等于瓦解了“全能型政府”的基础，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然要相应地转变。但是同样地，2008年出现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再一次说明了“市场失灵”的危险性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二、关于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1949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及其道路选择经历了两个时期和三次重大选择：（1）1949-1978年，为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国家安全，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为此实行了高积累、高投入、以追求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2）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在改革唤起巨大经济活力和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背景下，在农轻重产业均衡发展和卖方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仍然实行了以高投入和追求数量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国内买方市场基本形成、国内资源有限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开始走上以追求效益、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里准备探讨中国为什么以及怎样进行上述道路选择的。

　 （一）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形成（1949～1978）

1949～1978年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时期，即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期。五十年代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工业化道路，从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可简单概括为：（1）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2）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3）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4）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它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从经济体制方面则可概括为：与这种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相适应，建立起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

这种工业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 （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5）各级政府主要通过指令性计划实行资源配置。

上述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如果仅从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5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其深刻的国内和国外因素的。第一，这种工业化道路的形成，是与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低、重工业成为轻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瓶颈的特点分不开的。第二，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当时的严峻国际环境也有很大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认识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拟定“二五”计划草案时，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仍然是薄弱环节）和高速增长战略，但是已经注意调整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和外延增长与内涵增长的关系。可惜的是，1957年底开始的反“反冒进”和三年“大跃进”，却完全打断了上述思路和计划，把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推到了极端。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中国内地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④]

　　 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2．1%， 29年仅下降了7．3个百分点。另外，人民收入增长也较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⑤]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二）工业化道路的第一次转轨（1979～1996）

1979-1996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里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番，三次产业的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提升到19·7：49·0：31·3，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1995年的2311元。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是与“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工业化道路转变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转变为经济增长指标宽松、留有余地；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方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1月所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⑥]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下，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就，又反过来鼓励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改变过去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状态的信心，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为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实行四个全面发展：一是农轻重全面发展，二是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发展，三是城市和乡村全面发展，四是“内向型”和“外向型”全面发展，由此中国工业化爆发出令全世界称奇的活力，取得了令世界赞叹的成就。

这种工业化道路和相应体制的转变，虽然没有改变工业化的外延型特点，但是却为改变这种外延型发展创造了条件，即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建立了买方市场。因为它导致了国营、私营和个体、乡镇企业、外资“四龙腾飞”；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经济景观。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最终消除了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和“卖方市场”约束，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没有这些，中国是不可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

纵观这个阶段的工业化转轨及其巨大成效，可以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党和政府始终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得我国成为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认识误区，使得维护和完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一位任务，政治斗争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始终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千方百计实行改革开放。其间还有两个压力在起作用，一是对过去30年欠账（由于左倾错误，人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还账压力”；二是开眼看世界后产生的“落后压力”，特别是东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出挑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提出挑战。邓小平多次讲到：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宁肯不要。

第二，是改革带来的人民群众致富的巨大活力，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城市的“大锅饭”体制也束缚了职工。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给予了农民自由发展经济的巨大空间，过去30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在短短的数年间就解决了，农民又开始了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其致富的动力是挡都挡不住的。同样，城市的改革也在两个方面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一是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允许集体经济完全自主经营和分配；二是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通过实行“责任制”和“放权让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第三，长期短缺和“持币待购”造成的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形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动力。由于改革开放前的高积累政策和长期折腾，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改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短缺，凭票供应和持币待购成为常态，甚至广大农民还不在国家定量供应的范围内。这种严重的短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庞大、广阔的卖方市场，特别是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不高的轻工业，产品几乎不愁没有销路，企业几乎没有竞争压力。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发展迅速、投资始终居高不下和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第四，对外开放形成的资金、技术流入和国外市场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巨大推动力。通过对外开放，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充分显示出来，发展空间扩大，同时，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也使我国得以利用外国的资源来加速自己的发展，大大缓解了长期存在的因资金、技术短缺所造成的发展瓶颈。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和转轨（1997以来）

1997年以来至今为第二个时期里的第二阶段，这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和形成阶段，这个阶段至今还没有终结。其标志为经济发展由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提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表述，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形成，是以国内告别“短缺时代”、转变为“买方市场”，国外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国加入WTO为背景的。

中国走上并于中共十六大最终确定新型工业化道路，决不仅仅是主观认识的提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国内市场从1997年开始，结束了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从而使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外延型经济扩张失去了需求的支持。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相对“过剩”，又是结构性的，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而简单地科技含量底的日用消费品则已经市场饱和，出现过度竞争，这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表现最为明显，对于农民来说，发展非农产业所缺乏的主要不是资金、简单技术和产权明晰，而是市场。不管生产成本多低（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低廉），关键是这些产品没有市场。要发展，就必须转变原来的数量扩张和水平扩张。

第二，中国的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总量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2002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0.2万亿人民币，人均接近1000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益却不高，主要靠投资拉动的。

这样大的经济总量和这样多的人口，使得我国经济若要再翻两番，按照过去20年的增长方式，资源、环境都将难以承受。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也都使得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是抓住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方兴未艾的机遇，不仅缩短技术差距，还可分享其带来的经济扩张和高利润，使我国经济一箭双雕：既调整了结构、提高了效益，又实现了快速增长。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优化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商品流动，中国加入WTO后，不仅取消了关税壁垒，也承诺逐步向外商开放非贸易性质的服务市场，不仅使过去依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企业和产品受到竞争的压力，也使国内的服务行业受到竞争的压力；同时，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也上升（相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不能再主要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因此，走以提高效益的内涵型发展道路不仅是外贸企业，也是全部企业的必由之路。

第四，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小康水平的实现，中国人民已经走上富裕之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对服务业，不仅是有无的问题，而是质量的问题，因此人民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三无”产品、粗糙、低质的产品和劣质服务的市场越来越小，这也逼迫企业必须走规模型、效益型发展道路。

正是在上述客观条件转变和要求下，应该说从制定和实施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道路的转轨问题开始紧迫起来。尽管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在90年代前期也提出过“两个转变”，但是客观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和贸易保护都使其难以贯彻。

2001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十五计划期间，要“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按原有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今后五年要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特别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关键。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⑦]

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置于重要地位，完成了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在优化工业结构方面，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工业改组改造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引导投资方向，依靠现有基础，防止盲目扩大规模和重复建设。坚持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先进技术与适用技术相结合。重点强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措施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将其列入政治报告。2007年中共十七大更为全面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而为工业化道路的转轨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指导。

综上所述，1949年以来的中国工业化，不仅是在100多年来中国因落后而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惨痛教训中起步的，还是在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激烈竞争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大量农业人口需要转移的条件下起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将高速发展作为经济制度和政策选择的第一前提，是毫不奇怪的。60年来中国对工业化道路的三次选择，以历史的眼光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它们是一种因果关系，是事物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向更高层次的演进，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种工业化道路向另一种道路的转换和演进，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外部环境。

三、国际环境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还是一个在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1945），后帝国主义阶段（1945～今天）。从对内和对外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发展和成熟，在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第二阶段，是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失败的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训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方面，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来欺压和掠夺其它国家（只敢进行有限的局部战争），对内方面，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即加强了民主化进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这些都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69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国内推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在战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新中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困、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和苏联，必须要加快发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⑧]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可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这就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也能够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去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

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上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

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战争与和平关系认识的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种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

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前提。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⑨]

正是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重新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

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开大门以后，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逐步发现，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国内缺乏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开放可以走出去，去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人口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仅靠国内资源和市场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直至达到60%以上，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要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就必须要有利用的条件，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的帝国主义列强那样依靠武力去掠夺国外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因此中国除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外，就是要有比较优势，要有比国外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主要是利用国内大量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价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来开拓国际市场。虽然成绩很大，但是代价也很大。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经济总量的扩大，不仅低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复存在，2006年以来沿海发达地区产生的“民工荒”即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国内资源和环境也无力继续承载经济总量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翻番”，中国大规模地进口石油和铁矿石即是一例。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型的外延性扩张。这也是2003年以来中共中央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国际因素。2006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采用量化的指令性指标来进行“节能减排”，即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

四、几点启示

本文选择上述三个问题来论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还在于通过上述三个问题的论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人均资源的极度匮乏、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特殊的时代，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心态，使它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强大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来加快发展。不了解当时的国际环境、不了解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主革命的强大惯性，就无法理解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演变，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一种是有利因素，一种是不利因素。或者说，一种是我们可以主动去利用、去推进的因素，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因素，我们不得不去适应的因素。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中的失误和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都是由不利因素造成的，是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尤其是要避免陷入“制度万能”的误区。

第三，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或者说必然会不断地改变已有的世界利益格局，既得利益国家不愿看到，当然也不会欢迎中国的崛起。所以在过去60年里，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上始终会有一种压制中国崛起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还往往会以其他的名义出现。

（说明：本文为200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0期。作者：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