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85～1991：发展的波动与改革的起伏
农村改革的成功鼓舞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同时，也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就此展开。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明确的，而且有了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衡量改革的标准也不再是生产关系如何，而是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的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中共中央的经济方针政策中，明确指出中国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私营经济也不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消灭的对象，而是成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
在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思想指导下，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越来越大。指令性的计划管理成为计划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流通体制、财税体制改革的对象。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方式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且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随着政府计划管理的退缩和市场机制的进入，价格也呈现出三种形式：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自由价格，这种价格状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双轨制”时期。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高积累）拉动的。确定积累和消费比率的是政府，投资的掌管者也是政府，由政府根据需要进行投资布局等。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弊端也很多。与市场调节存在“失灵”一样，政府调节也存在“失灵”问题。因此，1984年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时，就适当下放了建设项目的审批权，增加投资渠道，使资本来源多样化，在投资项目的管理上也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金融作为经济运行中的血液，改革也势在必行。银行不能只是政府的会计和出纳，企业也不能只是政府的车间。资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要让这种生产要素发挥其最大的边际收益，就应该建立金融市场，让资本流动起来，从而让银行、企业成为金融市场上的理性供需者。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1983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也相继独立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从事商业性经营，而只是主管国家的宏观金融政策，保持货币稳定。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崛起，包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
流通体制也与过去有较大变化。过去，政府替代市场。现在逐步让市场供求关系重新发挥作用，逐步让商业企业成为市场上的理性主体。统配物资的品种，控制价格的品种都逐渐缩小，包括农产品和工业产品。
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1984年4月，中央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1985年，把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三角开辟为沿海开放区。1988年，又决定把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作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同年，兴办海南经济特区。
这一系列的举措，让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类市场主体逐渐发展起来，各种市场逐步发育起来。国有企业和国家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探索中不断改善。乡镇企业出乎意料地崛起。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需求旺盛和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三资”企业的发展速度也不断加快，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效果不断改善。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这一系列的改革，也让中国经济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的GDP从1984年的7208.1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15042.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加了53.4%[15]。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二三产业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货物进出口总额从1984年的535.5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27.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额从1984年的28.7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2.3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GDP的比重从1984年的0.5%上升到1988年的0.8%[16]。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驾驭经济航船的思想更加成熟。1985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既让中国人民有了奋斗目标，也让中国经济前行得更稳。
改革也会伴随着一些问题，比如，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相对失衡、腐败等。1988年“价格闯关”就曾经让人民心存恐惧，担心物价高涨。价格闯关的目的是好的，意图迅速解决价格扭曲对市场和企业改革的阻碍，但由于没有把握好节奏，引发了抢购风和通货膨胀。1989年的政治风波也一度使得经济秩序混乱。本来，人们心里就有计划经济年代的思想烙印。当遇到1988年的经济混乱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时，思想上根深蒂固的认识误区便会凸显出来。这些教训和问题一方面让中国党和政府获得了更多的治理经验，另一方面也是中央亟待解决的任务。
六、1992～2002：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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