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53～1956：社会主义改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为了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选择了苏联创造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与此相适应，就选择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不仅落后的重工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重工业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没有发达的重工业，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就要挨打受欺辱，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得到的惨痛教训。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重工业优先发展确定为工业化的重中之重。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当时资金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就必须借助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配置资源。这样才能把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最需要之处，发挥其最大效能。对于粮食、棉花、钢材、煤炭、水泥、电力等产品来说，当市场调节在短期内不能有效增加供给而需求弹性又很小的条件下，在资金非常匮乏、农产品剩余非常有限，同时供给和消费结构都比较单一的情况下，运用政府力量，通过计划经济来集中工业建设是有比较优势的。因此，从1953年开始，中国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在制度变迁上也开始了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中国开展了以引进苏联先进技术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些大项目的开工和完成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一穷二白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标志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这些工程所形成的工业部门和生产能力，不仅可以填补国民经济中的许多空白，增强薄弱环节的生产能力，同时也能够迅速提升中国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使中国初步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

　　为了在制度上给予工业化以支持，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底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总路线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伴随着指导思想的变化，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同时开始。

　　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资本、原材料和粮食，而中国这一切都缺乏。在当时的冷战情势下，除了来自苏联的非常有限的资金援助外，不得不靠国内的积累，而国内积累的大部分任务又落到了落后的农业上。若要迅速提升农业生产水平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合作化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路径。因此，政府加快了农业合作化步伐，到1956年底，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已经占整个农户的96.3%，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仅用四年的时间就顺利完成[7]。

　　通过农业合作社，国家将农户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集体所有制；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也由过去的一家一户的家庭生产经营转变为集体共同生产经营。由于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产权变动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使部分合作社违背了自愿互利的原则，因此集体经济没有出现预期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完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使农民失去了自由支配其主要劳动剩余产品的权利。

　　手工业的合作化也非常顺利。1953年，合作化手工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仅为3.9%，1955年上升到26.9%，1956年则达到91.7%。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8]。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际上从建国以后就开始了。1952年之前主要是通过“加工定货”和“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1953年之后，则先是对单个条件成熟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到1955年下半年则发展到对整个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政府通过全行业公私合营这种和平赎买的方式，，使私营企业主只拿定息，交出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从而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私营经济基本上不存在了，个体经济微不足道，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基本上由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组成。

　　“一五”计划时期经济发展总体上是较好的，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适当。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9]。美国学者费正清对“一五”时期的成就也评价甚高：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一五”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与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10]。

　  三、1957～1977：为提高效益和速度所作的体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