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几点历史启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农业来说，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两个阶段）、1978年以后的家庭经营。但是就分配制度来说，却主要是如何解决国家、集体（或者说社区）与农民对农业剩余的分配问题，由此导致的政策和制度演变，不仅对农业本身，也对整个工业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回顾农业发展和分配制度演变过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历史经验值得注意。

　　第一，近代以来，在众多民族国家的工业化初期，无不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在英国有“圈地运动”，美国有南方种植园对奴隶的残酷剥削，苏联有余粮征集制。农业剩余流入工业部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在私有化基础上进行的，主要通过地主和资本家的汲取；另一个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统制经济）进行的，主要通过政府强制手段直接或间接汲取。中国在1949年以后属于后一种类型。从中国的经历看，“倒定额提取制”无异“竭泽而渔”是最不可取的，表面看，它的确最大限度地提取了农业剩余，但是它为了保证这种提取，必然导致国家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对农民的严厉控制（因为农民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从而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正确的决策，导致了农业经济活动的低效益，结果导致尽管农民消费被压得很低，国家提取农业剩余的总量也并没有增加或增加很慢，这又导致国家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干预，于是恶性循环，直至不能继续。历史上农业由奴隶制向农奴制、佃农制的转变，已经说明“倒定额提取制”是最没有效率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条件下的雇佣制则不同）。

　　第二，农业与其他产业比，从来就是一个弱势产业，即使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业利润也低于工商业，流传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在工业化社会更是如此，因此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中国由于农业人口太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业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如果计算劳动成本（包括闲置部分），农业的边际效益已经成为负值，这自然导致农业资源的持续不断的大量流出。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与资源转移同向的，即在劳动力转移出农业的同时，农业中的资本和土地也在大量转移出去。问题在于，这种转移并没有改善农业人均资源比例和提高效益。因为：一是流出的劳动力在质量上是优秀的；二是流出总量上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多数是暂时的（打工仔和打工妹），青春期过后还会回到农业中就业和养老；三是同时资本和土地也在大量流出。因此，在今天，当我们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目标，将扩大就业和有效需求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国家对农业采取适当的补贴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对整个经济发展有好处的。

　　第三，目前党和政府三令五申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并实行了“费改税”试点，应该说是为了规范和减轻基层政府对农业剩余（包括农民其他收入）的提取，但是如果不将教育、治安等公共产品的费用由中央财政统筹，并彻底转变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很难避免所谓的“黄宗羲定律”的重演，仍然会出现“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而最受其害的首先是农业，因为农业生产资料是集体的，农业的收入是容易估算的，农业生产的地点也是不可以转移的。

　　总之，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和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很难从国外获取大量资源和市场，不得不将积累工业化资金的目光放在国内，而作为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农业自然就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时过境迁，到今天，工业化的两个基本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我国工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自我积累能力，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2002年仅为14·5%，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达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更何况城乡之间的收入呈现出差距过大；二是1978年以来我国已经通过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上述内外两个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使得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使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是完全必要的。时过境迁，到今天，工业化的两个基本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我国工业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自我积累能力，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2002年仅为14·5%。[16]根据许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达到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更何况城乡之间的收入呈现出差距过大；二是1978年以来我国已经通过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源和市场。上述内外两个条件的根本性变化，使得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的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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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参考文献：

　　1、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2、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委会：《中国农民负担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

　　3、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4、张培刚主编：《发展经济学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5、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胡书东：《中国农民负担有多重——农民负担数量及减负办法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7、宋洪远等：《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8、陶然等：《农民负担、政府管制与财政体制改革》，《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9、吕新雨：《“民工潮”的问题意识》，《读书》2003年第10期。

　　10、温铁军：《“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读书》2001年第1期。

　　11、陆静超：《论农业剩余转移理论的应用价值》，《行政论坛》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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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陆静超：《论农业剩余转移理论的应用价值》，《行政论坛》2002年第9期。

　　[2]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编：《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1992）》，第169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

　　[3]转引自张新民主编：《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研究（农民篇）》，第13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4]转引自张新民主编：《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研究（农民篇）》，第13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5]《中国农民负担史》第四卷，第119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4。

　　[6]《中国农民负担史》第四卷，第173页，中国财经出版社，1994。

　　[7]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编：《经济问题研究资料（1981）》，第3-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

　　[8]辛石：《农业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全国农业史志暨农业结构调整研讨会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9]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21世纪》1992年10月号。

　　[10]《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04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11]姚锦：《姚依林百夕谈》，第155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12]《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8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

　　[13]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0年3月。

　　[14]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0年3月。

　　[15]转引自胡书东：《中国农民负担有多重——农民负担数量及减负办法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1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