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只是造成经济活力不足等弊病的根源，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到现在，已连续进行了十个五年计划建设，正在进行的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设。其中，头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发生过大起大落，存在投入多产出少等效益不高、市场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单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效率不高的弊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计划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死，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原有的间接计划、指导性计划逐渐消失，而且计划多变、相互脱节，更强化了这一体制的负面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计划经济年代出现的种种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而看不到那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如果把计划经济形容成“万恶之源”，似乎那一时期什么问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则更是不符合实际的和有害的。当然，如果那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中能够允许使用市场调节的手段，如果制定计划时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如果不发生由于急躁冒进而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建设成就本来可以更大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假设，就否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抹杀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取得这些成就的历史性贡献。

　　无可否认的是，新中国经过头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人民生活比起旧中国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与工业化建设的成就相比，变化的幅度显得不那么大。尤其是那一时期商品匮乏票证多、农村面貌变化小，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许多经过或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每当提到这一现象，都把它看成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但我们只要作一点深入的具体的分析就不难看到，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其实并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在于：第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积累大量资金、使用大量物资，从而在较长时间内对农林牧业造成巨大压力，使轻工业生产原料不足，农副产品和消费资料供应紧张；第二，由于经验不足、急于求成等人为因素，使经济工作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导致决策的某些重大失误，从而加剧了对农林牧业的压力，延长了农副产品和消费资料供应紧张的时间。在这两种原因中，第一种更带根本性。就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计划经济造成了资金、物资的匮乏，而是资金、物资的匮乏决定了计划经济。

　　自从“六五”时期到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更加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其根本原因固然在于我们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但应当看到头五个五年计划时期奠定的初步工业化基础在其中也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另外，“六五”、“七五”时期和“八五”的头两年，虽然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但经济体制在总体上说仍然属于计划经济；从“八五”的第三年以来，虽然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但计划经济的某些长处、优势仍然在宏观经济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否则无法解释，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唯独我们能长时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

　　三、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并非只有凭主观意志办事的教训，它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

　　计划是由人事前预先拟定的行动方案，本质上属于观念性的东西。因此，如果制定计划的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认真调查实际情况，他做的计划就很容易出主观主义的偏差。当年苏联和我国，由于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等原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都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发生过计划脱离实际的情况。但是，计划经济的历史上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不等于经济计划就必然出主观主义。事实上，无论苏联还是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对于如何使经济计划最大限度地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都进行过不懈的艰辛探索，取得过许多宝贵的经验。当我们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不应当把这些经验简单地看成是过时的没有用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丢掉；更不应当认为谁强调重视计划的调节作用，谁就是“保守”，就是“复旧”，就是“开历史的倒车”。

　　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同志在解释为什么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时曾明确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他还把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他强调：“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iii]这说明，我们党从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那天起，就没有把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排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相反，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之所以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计划手段，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有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iv]他还说过：“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v]江泽民同志也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vi]他还具体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调节的任务和作用，即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vii]可见，正是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些制度上的优越性，以及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用计划手段的目的、范围、实现形式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既然如此，计划经济年代为使经济计划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而进行的探索、积累的经验，对于今天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贯彻落实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又怎么会失去借鉴意义呢？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不能因为后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否定当初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第二，不能因为肯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就看不到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信号反应较迟、对基层和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束缚较多、对劳动者的激励机制较弱等弊端；第三，不能因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就不敢理直气壮地肯定计划调节手段对于弥补和抑制市场滞后性、自发性、盲目性的积极作用。总之，认识计划经济的由来和历史作用，不应当把它放在今天的条件下，而应当把它放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应当把它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截然割裂和对立，而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一评价再次充分肯定了建国后头30年的历史，对正确认识计划经济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当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中央对建国后历史评价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继续深入研究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重大历史问题，不断丰富对那一段国史的认识，更好地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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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204页。

　　[ii]见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致路·库格曼》。

　　[iii]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iv]《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v]《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vi]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

　　[vii]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