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78～1984：为加快经济发展而实行的改革开放

　　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次会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他有句名言，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正是这种务实的态度把中国经济航船推向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中国经济航船转向改革开放，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1971年，中国通过努力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借助于“小球转动大球”，1972年2月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随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也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中法关系迈入新阶段。这一切，为中国改革开放创立了不同于封锁时代的国际环境。同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让中国重新审视自己。1978年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频繁的出访，也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看到了自己的落后，更加认识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12]邓小平的讲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篇章。

　　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在城市，是逐步扩大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在农村，则是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方给农民家庭，即将集体统一生产经营改变为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变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到1983年初，全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13]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这一制度变迁基本完成。

　　1982-1986年，中共中央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变革，一共出台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这5个“一号文件”折射了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上回归权利给农民的过程：1982年，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让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农民获得了自主择业权；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农民获得了借助市场自由处置农产品的权利；1985年，取消了统购统销，农民的自主权进一步加大；1986年，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农民有了更健全的平等发展权。

　　制度变迁使中国农业经济绩效发生了很大转变。1978-1985年，粮食总产量从30477万吨增加到37911万吨，增长了24.4%，棉花产量从216.7万吨增加到414.7万吨，增长了91.4%。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397.6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68.9%[14]。

　　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农村市场扩大了，农民不仅普遍盖了新房，还使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进入了农户家庭；另一方面，由于剩余资金和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不仅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而且也为提高农民收入做出了很大贡献。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为城市企业改革提供了示范，而且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国营企业和农户自主权扩大的同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在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中得以发挥。1980年，中央政府实施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即人们常说的“分灶吃饭”。这一变革调动了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权。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步进行的。中国政府鼓励和扶持多种方式出口创汇，主动引进先进技术，并且多种形式地利用外资，迅速扩大资本的引进规模。中国转变了长期形成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思想观念，积极地利用国外资本，并从间接利用为主转向直接利用为主。对外开放的最明显标志是经济特区的创办。1980年，中国在沿海的四个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广东省有三个，福建省有一个）设置经济特区。特区的“特殊”体现在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两个方面。经济特区不仅由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而且有大量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特区的经济政策也很宽松，并享有较多的优惠，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经济特区不仅起到了吸引外资和技术引进的作用，还成为市场化改革的试验场和排头兵。

　　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是看准了国际经济形势的。当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都深感制造成本的提高有损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需要通过在全球配置资源来降低产品成本。一个合理的选择是到那些土地、原材料和劳动力都比较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建厂。中国大陆开放与香港、澳门毗邻的深圳和珠海，就是有意吸引香港和澳门的企业家来内地投资建厂。汕头和厦门都是著名的侨乡，也有吸引外资和华侨资本的便利。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自然也看到了进入中国的机会。

　　这四个经济特区都没有辜负中央政府的希望，尤其是深圳，在80年代曾经以“三天建设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向人们证明了设立经济特区的正确性，证明了对外开放和市场取向改革的必要性。在很短的时间内，深圳就由一个小渔村变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经济特区不仅是城市改革的先锋，也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窗口。

　  五、1985～1991：发展的波动与改革的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