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7～1977：为提高效益和速度所作的体制探索

　　1956年是中国完成“三大改造”，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年，这一年也是苏共二十大揭露出斯大林问题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要求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一年。虽然中国由于刚刚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其弊病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教训却摆在面前，并且因社会主义改造“四过”和1956年的“冒进”导致的问题在年底已经开始暴露出来。因此，从1956年年初筹备八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发挥出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优越性。在1956年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就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都提出了很好的设想和方针政策，而且这些都是针对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所充分表现出来而我国已经露出端倪的弊病。其中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周恩来提出的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一定范围内发展，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以及综合平衡思想等等，都反映出当时中国出现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趋势。

　　但是好景不长，这种探索很快就被“反右”运动和急于求成的狂热打断了。为了更快地发展，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这是在党内政治生活已经出现不正常状态下进行的。“大跃进”使得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过高，脱离了实际。由于原材料和资本短缺严重，中国领导人试图以劳动来替代资本。结果土法炼钢不仅没有使钢铁指标顺利完成，还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在农村，高级社也进一步演变为“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失去了合作经济自愿互利的性质，不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而且产生了生产经营上的“瞎指挥”和“浮夸风”，结果不仅降低了粮食生产，还浪费了大量的粮食。伴随着自然灾害的来临，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并引发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脱离实际，使得国民经济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三年里，农业下降了22.8%，过高的积累率导致居民生活水平每年降低4.9%，财政赤字也大幅度上升。

　　1961年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阶段，政府通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加大农业投入，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在体制方面，则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尽管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仍然被保留，但对生产单位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是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实施，国民经济发展重新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经过几年的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得到比较平衡的发展。与1960年相比，1965年农业产值增长42.2%，轻工业产值增长27.5%，重工业产值下降37.2%；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同时积累率降低， 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消费水平提高25.7%[11]。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

　　在国民经济调整阶段“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沉痛教训，使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重要性，摆正了农、轻、重的关系，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方针。但是与此同时，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国家间的对立日益严重；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更使得中国腹背受敌，内外消失的紧张导致了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从而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几乎失去了可能。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打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中，中国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继续探索，开展了“三线建设”和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此期间，除1967年和1968年外，工农业总产值均实现正增长；科学技术也取得新的突破，例如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混乱，工农业生产还是受到极大影响，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抑制，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人力资本损失严重，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中国政府虽然力图纠正10年中的错误，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但一方面尚未开始对低效率的经济体制进行深入改革，另一方面又开始新的“跃进”，这就使得原来就失衡的产业结构和紧张的经济关系更加突出，经济中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全国仍有2.5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状况之中。

　　总之，1949～1978年，中国通过高积累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独立的工业体系，但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体制框架内难以解决。

　　四、1978～1984：为加快经济发展而实行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