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2~1987年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双轨体制形成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确立的时期，即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又激烈冲突的阶段。“理论上几十年争论不休的计划与市场之争这时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已经不可逆转”[1]。这一阶段改革理论研究的中心议题是改革战略的选择问题，主要包括改革的目标模式、基本思路、基本策略和主要步骤等问题的选择和设计。此时，改革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但是在对改革本身的理解，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2]当时，思想界和学术领域异常活跃，老中青学者不仅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务研究，还通过各种方式对政府的决策和顶层设计施加影响。 

　　一、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行？ 

　　受西方经济学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学界首先形成了两个比较激进的市场化改革理论派别：一方认为企业改革是价格改革的先决条件，主张企业改革先行；另一方主张首先进行价格改革，为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准确的信号。为了影响高层的决策，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 

　　当时，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一名研究人员认为，“承包会加速生产的发展，有效增加总供给，促进商品市场的形成。通过承包，把城市经济的细胞——企业搞活了，商品日益丰富起来，供求的平衡才可能逐步实现，这样，放开价格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他认为应该明确这样的改革思路：“大面积的一次到位的价格调整至少缓行三年，每年物价上升指数以控制在3%左右为好。而最根本的是推广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承包制，来发展生产；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并以此为主线搞好其他配套改革，也就是其他部门要为企业承包开放绿灯，排除障碍”。[3]在他看来，过分强调以价格放开来实现供求平衡行不通，正确的途径应该是以承包来增加商品的社会总供给，然后相机调整价格。 

　　另一名学者的观点更鲜明，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价格改革并不是关键所在，价格改革也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把企业体制改革作为关键或作为突破口”。因为通过企业体制改革，可以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养市场，使市场完善起来。在产权明确和市场逐渐完善的基础上，最后才能实现价格的放开和市场定价的格局。如果颠倒过来，就会得到相反的后果，不仅企业依然缺乏活力，而且只能造成物价无休止的上涨，但商品比价仍然不正常。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要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必须选择以企业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的思路。”[4]在他看来，当企业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之前，价格改革的先行可能使经济陷入较大的混乱之中，而企业的状况却不可能有所改善。 

　　与之相应，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两名工作人员指出，“调整价格结构，取消价格双轨制，乃至转换价格形成机制和实现价格体系的合理化，都是价格改革的内容或手段，而不是价格改革的最终目的。为了保证价格改革及体制转轨的成功，对相当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5]。这些观点不仅强调企业改革处于中心地位，而且应该“一马当先”。 

　　不过，随着企业改革进程的再次受阻，上述观点始终很难以压倒性的优势代替价格改革先行的主张。有学者指出，采取绕开建立市场机制和理顺价格体系去搞活企业（承包）的办法，首先存在有“油水”抢着包、没有“油水”不愿包、“油水”干了要退包的问题[6]；甚至在1986年以来，这些人“绕开价格改革”，否认“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片面强调企业改革或所有制关系改革主张的影响下，耽误了价格改革的时机，妨碍了市场的发育，影响了改革的配套推进和深化。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经济的运行要实现市场取向时，价格改革就成为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因此，价格改革不能绕开，改革的深化首先要过价格改革关，只有过好价格改革关，才能为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开辟更广阔的道路。[7] 

　　其实，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谁先行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难题。因为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是互为因果、互相联系的“连环套”，二者并无谁先谁后的问题，更非哪个可以绕开。 

　　1987年12月，刘国光提出“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与当时主张单纯以价格改革为中心或单纯以所有制改革为关键的改革思路不同，“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主张按“企业—所有制改革和市场—价格改革”的“双向协同”配套原则，稳步地、渐进地推进改革。这一改革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已被1988年经济过热、闯关失败和后来的宏观调控的成效，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证实。 

　　二、是否需要宏观经济环境的宽松？ 

　　1987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物价不稳，许多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的局面。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7.3%，突破了控制在6%之内的计划目标。[8]物价波动以及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让社会各界不得不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价格改革是否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即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的买方市场的条件。对此，人们见仁见智，尤其是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 

　　1.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目标和基本思路研讨会 

　　为了廓清这一认识，也为了积极推进《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纲要》研究制定工作，1987年12月27~26日，国家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目标和基本思路研讨会，比较集中地议论了改革的经济环境问题。 

　　绝大多数参会代表认为，当时的经济形势，从纵向看，要比改革前好；从横向看，比某些东欧国家也要好。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与会者发表了与之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隐藏着险情。这种情况下，重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价格改革措施，根本无法出台。因为在不宽松的经济环境下，供需严重失衡，必然导致物价大幅上涨。即使价格一时理顺，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旧的比价复归现象，使价格改革的成果付之东流。对此，必须下决心拿出两三年时间，着重治理改革的外部环境。同时需要采取严厉的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或直接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造成供略大于求的宽松局面。这样，环境才能有明显改善，各项改革才能顺利进行。总之，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价格改革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 

　　另一些人虽然也认为当时经济环境不理想，却不同意用严厉紧缩的办法来解决。他们认为，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的属于旧体制弊端的表面化，有的则是因改革尚不彻底、新体制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造成的，只有积极而稳步地推进改革，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刺激供给、适度抑制需求，才能达到治理环境的目的。换句话说，希图等待较为宽松经济环境的到来，无异于守株待兔；而不顾环境的许可，贸然前行，大步推出价格改革，势必导致物价轮番上涨，事与愿违。因此，主动创造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将价格逐步放开，稳步地推行价格改革值得考虑。这种建议在当时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不过，在普遍的“根本不相信物价会飞涨”的乐观情绪支配下，决策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案，因此将其“束之高阁”。 

　　当然，也有许多人不同意“经济形势严峻”的判断。他们认为，经过改革，经济活力大大增强，改革环境总的来看是好的。当时尽管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况，但1987年的实践证明，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是有效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缺口有所缩小，经济环境正在逐步改善，不存在“宏观失控”问题。[9]虽然这种观点也承认经济生活中存在价格上涨过快的不稳定因素，但后来很快就蜕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传统体制下经济短缺是一个长期普遍存在的、不容易克服的现象。“宽松的经济环境只能靠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价格改革来创造，绝不是也不可能是经济体制改革或价格改革的前提条件。如果坐等宽松的经济环境出现才改革，那无疑是否定改革、葬送改革”[10]。所以，持这一观点的代表得出结论：中国的价格改革，只能在比较紧张而不可能在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中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1988年物价“闯关”决策的理论依据之一。 

　　2.理论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争论 

　　围绕改革的宏观环境问题，1988年2月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还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激烈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和吴敬琏均认为，通货膨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还形象地指出，“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就像吸鸦片一样，一吸上瘾就不容易戒掉，所以在一开始发现苗头时，就应该努力设法控制，不使经济被它拖入歧途”[11]。而北京大学的厉以宁及国家体改委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当时，决策层倾向于后一种意见。1988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当时决策层认定，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归根结底是因为供给不足。对此，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12]关于通货膨胀的利弊分析，成为当时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 

　　1988年4月26日，吴敬琏和李剑阁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们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验看，“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然而，报告的论述重点还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货币。他们指出，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领导层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作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是，“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报告中，他们还列举南斯拉夫几次价格改革的案例，说明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经济体制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中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13]总之，在他们看来，进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前提是要“管住货币”，唯此价格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其间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对通货膨胀状况研判的差异。当时，物价处于半放半管状态，只要涨价的威胁加重，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的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价格体系新的扭曲。尤其是在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的情况下，议价部分却涨幅惊人，价格双轨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并被不断放大。对此，若缺乏清醒的认识，任何决策的出台都难以保证科学和可行。 

　　三、“一步到位”取消价格双轨制的设想 

　　在确定了不必等待宽松宏观环境的出现即可大步推行价格改革论调的背景下，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开始由鼓吹价格先行，发展到大肆宣扬迅速取消价格双轨制、“一步到位”实现价格并轨的论调。 

　　1.“一次到位”解决“双轨制” 

　　传统模式和传统观念的惯性，能上能下的利益刚性，以及转换过程中的预期不确定性，都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从而影响模式转换的过程。[14]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价格双轨制的存废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焦点。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的一名学者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双轨制”不会使经济自然过渡到市场经济？为什么市场化改革要求“一次到位”？ 

　　该学者曾经设想，用“双轨制”取代传统的单一计划体制后，可以逐渐减少行政干预，增加市场信号的作用，改变经济行为参与人一味依赖计划指导的情形，更多地产生市场倾向，最终过渡到宏观间接调控的市场体系。但又认为，人们起初过多地设想它积极的一面，较少地考虑其消极的一面，而随着经济的变化，消极面日益突出，长期的双重规范使经济的紊乱现象有增无减，使不同体制的缺点和弊端交织结合。由于两种体制残缺不全地同时发挥功能，经营者和消费者往往利用市场钻计划的空子，又利用计划逃避市场的压力。因此，选择只有一个：“要么果断地实行单一的市场机制，要么回到传统的计划体制。”然而，在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进程中，除了前者，人们别无选择。 

　　他接着阐述，所谓“一次到位”，是针对“双轨制”的问题提出来的，它实际上应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迅速结束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实行单一的市场机制，二是指市场化改革要在各个领域同步展开，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市场化改革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在允许的限度内，应当尽可能快地由一种体制转化到另一种体制，这样即便有‘阵痛’，也小得多”。[15]这一看法，为加速实现价格并轨，减少“阵痛”改革方式的提出提供了某些思路。 

　　1987年11月1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名学者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动态清样》发表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提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16]的建议。中央领导看到后当天就作了批示：“印发国务院、中央财经小组同志一阅，并发杜润生、郑拓彬、李岚清同志。”于是，大小媒体开始大力宣传“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这又推动了对各省（市、自治区）实行财政、外资、外汇“大包干”，对铁路、石油、石化、煤炭、冶金、有色等也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的全行业“大包干”。与此同时，有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要进行价格改革，“斩关夺隘”。[17]于是，在人们尚未来得及消化“两头在外”的真实含义时，媒体上“物价闯关”的呼声又此起彼伏。 

　　此外，1988年5月，德国专家委员会（又称为“五贤人委员会”）成员施奈德等人在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上向中国建议，不能把价格改革理解为去确定“合理”的价格，而是要寻求一个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试图人为地确定“合理”的价格与价格结构，大多数情况下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合理的价格只有在市场上才能形成，应该把国家定价的范围减到尽可能少的程度。他们进而指出，价格信号必须真实，“双轨制”不是长久之计。没有真实的价格信号，就失去了宏观调控的依据。必须学会懂得这个信号，使用这个信号。中国的“双轨制”价格使价格信号严重扭曲，应该尽可能早地取消。改革过程中，价格可以有先放开后放开之分，但一种产品只能有一种价格。[18]这些建议对中国决策层下决心取消价格双轨制，尤其是取消国家定价的计划一轨，实行计划轨与市场轨的迅速合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2.价格改革不宜采用“一步到位”方案 

　　对于是否应该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取消价格双轨制这个问题，经济领域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早在1985年，刘国光就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采取“一揽子”方式，只能采取“渐进式”和“小配套”方式。[19]按照这个思路，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新老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样“一步到位”也就失去存在的经济社会前提了。 

　　针对“一步到位”的观点，1988年初国家体改委办公厅的一名工作人员认为，从现阶段的群众承受能力和企业消化能力来看，“价格改革不宜采用‘一步到位’方案，宜采用逐步推进方案”[20]。同年1月，安志文在城市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价格体系的理顺是不能一步到位的。进行价格改革，改革时机、重点，步骤的选择，就势必成为深化改革，稳定经济的重要问题”[21]。截然相反的论点，给高层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案的同时，也使得方案的“优中选优”演化成决策的“难上加难”。 

　　为此，1988年5月30日，国家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重点讨论迫在眉睫的物价改革问题，为高层决策征询建设性意见。6月1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出席研讨会的人员。会上，国务院发展中心吴敬琏、中央党校王珏、北京大学厉以宁、中国社科院张卓元、中国人民大学吴树青五位教授作了发言。 

　　从当时的会议简报可以看出，上述五位学者均支持进行物价改革，尤其是吴敬琏、张卓元，不仅支持进行价格改革，而且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对策，同时还着重阐述了价格改革的宏观环境及配套措施问题，主张稳步推进。而厉以宁虽然也赞成进行价格改革，但他仍然强调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认为价格改革必须为企业改革创造条件。另外，上述学者尽管支持通过取消“双轨制”推进价格改革，但并未强调必须通过“闯关”这种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的迅速并轨。 

　　正如茅于轼（时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所言，“完成价格改革不是一年半载的事。现在应该出台的，恐怕主要应该是取消几十种商品的价格双轨制”[22]。同时，林毅夫（时任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也认为，只有不失时机地抓住价格这个“交结点”，下决心过好这一关，建立城乡新的利益结构，启动新的调节机制，我们才能走出“死胡同”。但是，物价改革“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23]可见，虽然总体上支持取消价格双轨制，但当时很多经济学家对“一步到位”的做法并不以为然。不过，这些今天看来有益的提醒，在当时并未引起决策层的足够重视。这，已为随后“物价闯关”受挫的历史所证明；这，在今天仍值得深刻反思和镜鉴。 

　　[1]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 

　　[2]周冰：《中国转型期经济改革理论的发展》，《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3]徐人仲：《物价改革的正确途径——访金融专家杨培新》，《内参选编》1987年第40期。 

　　[4]厉以宁：《西方非均衡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求是》1988年第3期。 

　　[5]郑洪庆、洪小源：《价格改革与企业股份制》，《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1988年第16期。 

　　[6]《吴敬琏改革论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7]张卓元：《价值规律与价格改革》，《求是》1988年第3期。 

　　[8]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页。 

　　[9]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目标和基本思路研讨会纪要》，《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1988年第4期。 

　　[10]段晓光：《经济改革必闯的险关——论中国的价格改革》，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11]刘国光：《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日报》1988年4月5日。 

　　[12]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13]吴敬琏、李剑阁：《控制需求 疏导货币 改革价格》，《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5月31日。 

　　[14]刘国光：《略论两种模式转换》，《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8月26日。 

　　[15]王逸舟：《市场化改革的若干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1988年第7期。 

　　[16]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经济日报》1988年1月5日。 

　　[17]章迪诚：《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中国工业报》2008年10月13日，第A03版。 

　　[18]《施奈德等联邦德国专家谈价格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1988年第 11期。 

　　[19]刘国光：《试论我国经济的双重模式转换》，《人民日报》1985年11月4日，第5版。 

　　[20]陆涌华：《一九八七年改革形势——理论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正向深层次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1988年第5期。 

　　[21]《安志文同志在城市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经济体制改革内部参考》1988年第6期。 

　　[22]江世杰：《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茅于轼副研究员谈价格改革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1988年7月1日。 

　　[23]吴长生：《新的观察点：城乡改革的汇合——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副所长林毅夫谈物价改革》，《人民日报》1988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