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于国内经济发展理性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处在探索阶段，与发展模式所包含的定型及推广阶段相比，依然存在较大距离，因此，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命题相比，“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性认识的精确表述。这种命题表述的转变暗示着：中国对其经济发展的使命、方位和路径选择有着清晰且深刻的理解，而在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激烈讨论的格局能保持清醒判断和使命意识。从终极意义上看，任何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回应促进经济发展这个主线，而任何经济发展必须回应居民福利提升这个目标。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立足变动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在发展理念、战略目标、经济运行方式、经济结构转化方向等方面做出本土化、动态性安排，以最终实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福利水平不断提升的终极目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甚至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配置低效率、产品供给能力低下;在此背景下，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社会生产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成果分配的公平性面临着重大挑战。基于此，中央政府提出将“增长发展观”转变为“科学发展观”，并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下，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强调要将经济发展从投资—出口主导方式转变为内部需求(特别是国内居民需求)主导方式，将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主导方式转变为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方式，将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集约型方式，这些均体现了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极其显著、发展相对滞后格局的积极回应。只要贯彻科学发展观、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居民福利持续提高，也才可能真正导致“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被理论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持续发展的实践绩效将会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定型提供基石，而无论现有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从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均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进一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更像是一个实践问题，即它启示发展中国家如何立足于本土化实践来选择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在经济结构转化、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所采取的制度安排是与这种特定背景紧密相关的。发展经济学指出，各国在选择其制度或技术安排时应考虑“要素互补性”，只有那些与发展背景相吻合的“适宜制度”和“适宜技术”才能取得良好绩效。就此而言，“尽管有些国际经验看上去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如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对于这些外来经验的吸收和消化却总是个体的和特殊的”。由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背景存在差异，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对这些经济体可能不具有“范式”意义，但它促使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道路应具有多样性特征，“华盛顿共识”不是所有国家实现发展的唯一选项，发展中国家应依据本土情形来选择发展道路，这对于这些国家破除发展“范式”崇拜提供了蓝本。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更像是一个价值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表明其所选择的方式是适合中国这个特定经济体的，从战略角度考虑，中国无意于将中国发展方式或尚未定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全球推广，也无意于对现有的契合不同经济体实践的发展模式构成挑战或替代，它只是增加了人类实现经济发展类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也为发达国家反思某些“信条”提供了契机，它启示人们必须审慎看待政府—市场、效率—公平等重大经济命题之间的关系，经典理论的市场自由主义未必是所有国家的理性选择，显然这对发达国家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崇拜也提供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