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员闹社之因

通过对山西省闹社风潮的考察，笔者认为，此次风潮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和国家在农业合作化前后执行的一系列政策触动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具体而言，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

(一)合作化过程简单仓促

作为农业合作化推动者，党在合作化初期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较好地控制了合作社发展速度。在合作社试办和初步发展时期，山西各地都严格控制农户入社，社员入社基本按照自愿原则并经严格审查。这样做，既为限制地富分子入社，以保持合作社社会主义形象；又为控制过多的贫雇农入社，以免拖合作社后腿，影响合作社形象。但在毛泽东l955年对合作化中的“小脚女人”思想作出批判并出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后，全国迅速掀起合作化高潮，办社变成行政命令。在此形势下，山西各级政府一面以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农户加入高级社，一面利用党在土改等一系列运动中建立的威信极力宣传高级社优越性，鼓动农户自觉入社。

1955年秋后，当山西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时，各地农民表现出不同的心态，并非所有农户都愿加入高级社。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大都人强马壮，农具齐全，资金厚实，在经济利害关系上计较心理明显。这些农户从小农利益出发，希望个人发家致富，在其眼中单干有利，大车、耕畜、农具、肥料只供己用，由自己支配；一旦入社，这些生产资料却由社共有，由社支配，自己难免吃亏，故对入社存在“四怕”，即怕收入比单干少、怕贫农沾光、怕车马农具作价不合理、怕入社不自由，不愿走合作化道路。这些经济条件好的中农、富裕中农投身合作社是国家政策压力的结果。在地方政府看来，中农、富裕中农是合作社重点发展对象，其能说能写能算，牲畜好、农具好、经营好，好领导好依靠。在发动这些农户入社时，很多地方采用沿门登记、大会报名、熬夜建社、扣资本主义帽子等手段，甚至以“谁不入社就不发布票”相威胁。

农户入社比例大小是各级干部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志，许多基层干部深知农民不愿入社却又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一些干部计较个人功名，盲目赶先进，入社指标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对那些不愿入社的顽固单干分子，许多乡村干部采取在经济上“卡脖子”及强迫农民签字画押的方式推进合作社进度。当上级审查时不愿说发动建社条件不成熟，怕别人说自己思想保守，盲目发展大社，认为“社扩大到一万户……就可以抵上过去的万户侯了”。到合作化高潮时期,社干部更加急功近利，丝毫不征求农户意见，召集生产队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一下就算建社。然而，强制入社使社员产生抵触心理，尽管土地归公、大车和农具入社，而其心却入不了社。据平顺县对6个基本实现合作化的村庄调查，有些生产资料多的农户入社并非自愿而是随社会走；有些新社员入社是因“三怕”，即怕人说落后、怕借不到农具、怕多卖余粮。

扩大宣传亦是地方政府动员农民入社的基本手段。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宣传经验，而1949年后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提供了制度保障。当时制作的各种宣传材料充满对高级社美好生活的描述，这些美好景象对生活贫困的农民非常富有吸引力。如平顺县为发动农户自愿入社组织了60个报告员、l万名宣传员向全县ll万农民展开大规模宣传，其中6万农民直接听到了报告员报告。经过宣传，原积极要求入社的贫下中农欢欣鼓舞，而绝大部分对高级社心存顾虑的富裕中农亦如释重负，认为“在党的领导下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了”、“过去千愁万愁过不了日子，现在进入农业社把愁帽子脱掉了”，在农村到处洋溢着“办好社”、“参加社”的欢乐气氛。

如前所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怀着积极热情入社的农户占很大比重，持这种态度的大多是贫农和下中农。从贫农经济状况看，其一般缺乏独立生产条件，土地薄、劳力少、肥料缺、农具短、牲口瘦，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强烈。但这种美好希望很快在现实面前破灭。由于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或自然灾害等因素，不仅大幅增收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承诺无法兑现，甚至不如入社前的境况。强烈反差和极度失落是导致这一时期农民闹社的重要心理诱因。

(二)高级社内部矛盾

高级社内部矛盾亦是社员闹社的重要原因，这些矛盾主要表现为村与村、社员与社干部的矛盾。

1．村与村的矛盾

全省l44起闹社事件中，村与村之间闹社者64起，占总数44．5％。有的是村与村之间经济基础不平衡，在调配生产资料和收入分配上富村吃亏。1956年村与村在生产经验上有好有坏，但因未实行包工包产，先进村吃亏。有的是村与村之间经验条件和生活习惯不同，有的是社内所属村庄过多、居住分散而不便于统一经营。

山西各地高级社多属仓促上阵，缺乏制度约束和实践考验。许多地方未经初级社就建高级社，规模少者上百户，多者上千户，生产活动缺乏有效管理。如霍县南堡合作社l956年转为高级社后，因管理不善导致关家崖350亩小麦未能及时收回，2500斤小麦出芽霉烂。高级社劳动成果分配矛盾突出，取消土地分红引起多数社员不满；社内工分又缺乏统一标准，带来很大麻烦。尤其生产队之间粮食平调频繁引起社员不满，社员讽刺干部“只管自己带奖章，不管社员痛和痒，劳动果实白给人，社员生产没了劲”。

有些村子历史上就有隔阂，选举干部不民主，社干部安排不合理，小村“朝中无人”，大村压迫小村，分配不公，村与村之间隐瞒粮款、互相埋怨、生产不积极，难以相处。同时，不少社干部苦于联村规模过大、办社经验不足、办事难商量或难领导要求分社。本来有些联村社村与村之问已难相处，分开建社对生产有利，但地方政府害怕造成分社风潮，担心分后单位多、难领导并暴露工作中的缺点，竭力阻止分社，结果逼出闹社事件。

2．社员与社干部的矛盾

在全省144起闹社事件中，因社干部作风问题而闹社者44起，占总数32％。主要表现在干部独断专行、办事不和社员商量，特别在花钱上无规章制度，擅自开支，引起社员不满。如安邑窑上村合作社干部未与社员商量就买了9辆大车。有些干部特权自私、贪污腐化、徇私舞弊，对社员强迫命令，打击报复。因此，有的地方将干部称为“奴隶主”，干群关系紧张。据河津县调查，全县坚决要求退社的社员中有58户是因为干群关系不和。

社干部强调集体利益，不顾社员利益，限制社员活动自由。如有的地方在秋收时规定夜间不准私自外出，违者以偷窃论。任意克扣社员工分，罚停止劳动，冻结存款，不给救济款和购粮证。有些社违背生产规律，片面强调人的能动性，发动社员昼夜劳动，好多社员不能适应这种生产方式。县乡领导对社干部偏听偏信，社员给县乡领导提意见非但得不到解决，反助长社干部对提意见人的成见。如太原万清合作社有些社员要求清算账目，区农林局长杨某不仅不支持群众要求，反给提意见者扣上坏分子帽子，并将一个复员军人叫到区人民委员会查历史，引起百余人闹社。

(三)统购统销造成粮食紧张

若说仓促合作化和合作社内部矛盾使社员闹社成为可能，那么合作化时期严厉的统购统销制度就使闹社成为必然。l953年，国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又逐步扩大到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是国家限制消费扩大积累、最大限度汲取农村资源的极端行为，政府通过对粮食统一征购和计划销售控制了农民生产和消费。粮食第一是农民的生存经济学，统购统销触动了农民根本利益。就山西而言，各地发展与巩固农业合作社是与统购统销结合进行的。山西省委认为“如果采取单打一的办法，统购统销和办社分开搞，必然推迟建社时间，影响各地农业生产”。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实际操作是层层下达征粮数，再将产量分摊每个农户。因所定产量高于实际产量，农民交纳征购粮任务相当沉重，导致农民与国家的对立情绪严重。于是，一些地方故意将单干户产量定得很高，以增加其征购量并相应减少对互助合作组织农户的征购量。这既能缓解合作社农户与国家的对立情绪，又容易使单干农民为利益所趋入社。

农业收成分割问题是农村的基本问题，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一经确立或农业收成分割问题一经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村问题便尘埃落定。随着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取缔，农民被迫脱离市场并退出一切流通领域，供销社和国家控制的粮管所成为唯一的收购粮食和出售农具的部门，农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依赖国家。国家虽在统购统销中提出“两个必须”，即合作社在进行社内粮食分配时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和不突破国家规定的粮食供销指标、必须保证社内公用和社员食用粮，但因各级政府虚报产量、夸大成绩，国家统购指标往往超过余粮数，造成粮食紧张，引发社员对过度统购和不合理统销的不满。由于统购统销是以社为单位进行，社员就将矛头指向合作社，形成以闹粮为主的闹社风潮。

实际上，粮食紧张问题从实行统购统销的1953年就已显现。是年，阳高友宰乡和平鲁上乃河乡粮食总收入2083061斤，除“五扣”(口粮、饲料、种子、机动粮、公粮)1647091斤，余435970斤，但上级统购任务达632807斤，超过可提供量l96837斤，国家实际向这两个乡计划售粮4341斤，造成口粮和牲畜饲料不足。平顺管洞水乡和解虞小张坞乡粮食收入825780斤，“五扣”890597斤，即亏空64817斤，却统购69167斤，供应65222斤，以致一些合作社出现口粮挤占饲料粮并饿死牲口的现象。l954年后粮食紧张局势有增无减，导致口粮和饲料粮留量缺口更大。在山西省委农工部调查的20个乡中，1954年每人口粮留量最高的解虞王村、中凹、小张坞3乡人均379斤，最少的兴县冯乐、和平、顺管、洞水等乡仅202．5斤，平均300斤，比1952年实际口粮低ll5斤。若按最高379斤计，每人日均粗粮1斤；若按最低202．5斤计，每人日均粗粮半斤。这仅是账面口粮，社员普遍反映很多“口粮留在算盘上”。

从1956年起“一五”计划进入关键阶段，国家对粮食需求增多，统购统销开始以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合作社粮食产量完全暴露在国家面前，从前个体农户使用的瞒产藏粮等手段失去作用。到1957年，全省缺粮户约占总农户1／10，社员对统购统销政策愈益不满。首先，需要供应的缺粮户得不到供应而不需供应者却因各种原因吃了供应。据山西省委农工部关于8个乡的统计，l954年不该供应吃上供应者l56户，该少供应而多供应者305户，该吃供应而未获供应者212户。其次，统购统销造成粮食来回运输，耗时费力。由于统购粮食全部集中运走，到统销或救灾时又从粮站调回，形成很大浪费。特别是很多缺粮户需跑很远的路去领取供应，提高了成本，不少社员说这是“公家自找麻烦”。再次，供应粮价格偏高。如统购后给阳高下深井乡供应的代食品价格1斤豆饼9分、l斤干山药2角，农民卖给国家l斤4两豆子才能换回1斤豆饼、卖给国家3斤谷子才换回1斤干山药，来回“一折腾，粮食变成了代食品，钱也折腾的没有了”。可见，国家通过统购统销以计划征购和销售两种方式，实现对农产品控制。农民本不满意统购统销政策，合作化后更是“出的多，进的少；窟窿大，补丁小，秋后七折八扣不知分多少”。当社员发现合作社将成车粮食送往粮站而自己吃饭问题得不到解决时，闹社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