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浪潮中，中国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生产经营模式，合作社成为基本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国家由此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权建设目标。山西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展了农业生产互助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其农业合作化亦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并于1956年2月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但此后不久，全省各地发生社员要求分社、退社、分粮的闹社风潮，山西省委和地方政府在整个事件解决过程中表现出对乡村社会的强大影响力。山西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国家与农民关系、乡村社会心理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可以通过分析闹社风潮找到某些答案。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概况

山西作为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农业互助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步伐更是一路狂飙并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三个发展阶段。党和政府借助各级合作组织取得农村政治经济控制权，在山西农村构建了一个组织化的社会。

(一)互助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端，地势起伏悬殊，山多川少。加之深处内陆，降水偏少且多在夏季，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仍，自古就有“十年九不收”之说。为调剂劳力畜力，解决生产困难，民间普遍存在以“变工”、“伙牛”等为丰要形式的临时生产互助，但这些生产互助具有松散性、自发性的特点，范围窄、规模小，很不稳定。山西农业互助合作就是在这种传统互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抗战爆发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因战争破坏，劳力畜力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困难，农民尤其贫雇农开始自发结成互助组，此举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1943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模代表会上发表《组织起来》的讲话，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是经过合作社。”山西各根据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利用旧有劳动互助习惯组织了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一般由几户或十几户组成，实行共同劳动、分散经营，土地、耕畜等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仍归私人所有。互助内容包括耕地、播种、收割等。此后，农业互助合作在山西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简单的临时的季节性劳动互助，这是互助组的初级形式，普通的2户至5户，多者8户至l0户，以换工帮犋为主要内容；一种是常年的定型的互助组，其已有简单生产计划和少量公有财产。在常年互助组中，农户保留自家生产资料所有权且自有地所产粮食仍归己有，而互助组则对这些生产资料具有使用权，农具和耕畜在组内供集体使用，一些有关生产管理的决策在组内讨论决定。

抗战胜利后，随着山西全境解放和新区土改迅速完成，农业生产互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山西省委对全省互助组织确定了不同的发展方针：在老区提出“组织起来与技术相结合，与供销合作相结合，与副业相结合”的要求，以充实互助组生产内容并将发展目标指向合作社；在新区提出在完成土改基础上发展农业生产互助，以恢复生产和推动各种互助合作。到l949年底，全省互助组织已发展到8．86万个，入组农户47．89万户，占总农户16．2％。l950年底，互助组达到15．67万个，入组农户84．67万户，占总农户27．7％。l951年后，在试办和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方针引导下，互助组有了更大发展。1953年，互助组达20．59万个，人组农户165．47万户，占总农户50．9％。到1954年夏，参加互助的农户升至60．4％。

农业生产互助是党和政府力图借助互帮互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但互助组并未改变小农经济性质及其分散经营特点。在生产困难解决后，互助组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山西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很快恢复发展，农民生产资料增多，互助生产与单干相比并无明显增产效果，组员普遍认为，“互助组干到这里，好像走到头一样，再加劲干也不过还是个模范互助组”，互助组织发生涣散情形。这些矛盾表明互助组发展至此即面临上升为合作社或退回单干之选择。

(二)初级社

初级社是在互助组基础上由个体农民自愿组织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组织，特点是土地入股、耕畜和农具作价入社并由社统一经营；社员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后按社员劳动数量质量及入社土地等生产资料多少分配，总括起来即“工分”和“土地分红”。

如前所述，互助组本是矛盾结合体，随着生产条件改善，农民退回单干的愿望日益强烈，而党的初衷是将农民顺势带上合作化之路。在此情况下，由国家推动的合作社出现了。l951年春，太行地区长治专区在武乡窑上沟、东监漳、西监漳、枣烟和黎城王平、平顺川底、壶关翠谷、长治南天河、襄垣长畛、屯留东坡等村试办了l0个初级社，计l90户、3018亩土地；其中入社土地2212亩，占73．15％。为确保合作社试办成功并为后续发展提供典范及增强农民信心，党在建社之初对社员进行了审慎选择，一方面办社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另一方面要求入社社员需成分好、劳动能力强，以保证合作社阶级方向和生产发展。1953年，全国开始转入计划经济体制，个体小农经济日益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化和计划经济要求，党发展合作社的愿望强烈起来。是年春，山西各县区乡全面布局创办初级社，山西省委提出“常年准备、充分准备，迎接高潮的到来”的口号，宣传鼓动互助组向合作社迈进，全省合作社达到2243个，入社农户54658户，占总农户1．6％。此后经反复调整，到1954年底已达10642个，入社农户309974户，占总农户9．7％。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后，山西掀起建社高潮，全省初级社从l951年底的300个猛增到l955年底的52385个，入社农户250万户，占总农户76．6％，基本实现初级合作化。

早期初级社因采取审慎态度，对社员成分和劳动能力有所限制，保证了初级社生产发展。据1956年山西省委农工部调查，1954年各地农业生产取得较快发展，合作社同互助组和单干户相比表现出一定优势。以籽棉、小麦、玉米为例，合作社、互助组和单干户籽棉分别亩产146．2斤、73．6斤、63．4斤，小麦ll5．75斤、100斤、82．9斤，玉米295．7斤、l86斤、l57斤。当然，这些合作社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入社问题上的排斥贫农倾向。如兴县蔡家崖村9户贫农仅l户入社。在执行互利政策方面，有些社对土地分红和社员生产资料作价入社还款迟迟不兑现，出现“纸上烧饼不能吃”的白条现象；有些社则在租用社员牲畜和农具时作价偏低。如榆次陈侃乡先锋合作社将社员大车水车作价入社后，3年内分文未付。在经营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管理混乱、账目不清等问题，如蔡家崖乡石岭合作社建社3年从未算过账。此类问题引起部分社员不满。不过，初级社尽管问题多且尚未解决，但合作化浪潮即迅速到来。

(三)高级社

高级社是以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社员私有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实行完全按劳取酬。山西高级社最早出现在长治专区。l952年11月，长治县南垂、王村、关村、捉马4村918户农民组织起一个取消土地报酬并完全按劳分配的高级社，定名“中苏友好集体农庄”，成为山西首个高级社。在试办高级社时期，为避免政策上的冲突，各级党组织认为高级社“在试办时期应该少一些，完全社会主义还得几年”，直到l955年才基本执行这一政策。以平顺为例，1955年制订的1956年全县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规划规定是年只试办10个高级社，约包括7％的农户。但全国各地农业合作运动的快速发展助长了党的高层领导的乐观情绪，l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应注意在有条件的地方，有重点地试办高级的(即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更提出“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全国由此掀起建设高级社高潮。从1956年1月起，山西全省竞相扩社，大社并小社和初级社转高级社，高级社办社速度狂飙突进。此时，合作化成为行政命令，全省5万多个新老初级社迅速合成2万余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99％，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然而，高级社仅是集体化了的小农经济，并未改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其技术状况同单干户、互助组乃至初级社相比并无实质改善。进一步说，高级社不可能完成改造小农经济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