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召开的一些会议的研究

在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中央召开了许多会议，并在这些会议上制定或通过了许多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所以，这些会议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关于l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学术界一致认为它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重新开启调查研究之风，二是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局限性在于“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薄一波也认为，会议通过的八字方针，说明“我们党对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有所觉悟，并期望通过具体措施扭转局势。但对于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发动‘大跃进’运动这一错误决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相反，还是指望稍加调整后重新实现‘大跃进’，这当然也就不可能全面正视和彻底纠正了。”会后采取的措施，没有摆脱“大跃进”的轨道，l961年经济调整的收效很不理想，以致经济困难的局面延续数年之久。

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集中讨论农村人民公社问题，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且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号召各级党委将调查研究作为首要任务。有学者认为，“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下决心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和党的农村政策，为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的困难局面创造了条件。”但会议也有缺点，“对困难的严重程度和造成困难的原因也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对群众意见最大的供给制和食堂问题没有涉及。

1961年5月至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通过了《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同时制定了精简城镇人口、压缩粮食销量、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会议最重要的是取消了群众痛恨的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对于扭转农村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但学术界对这次会议研究不是太多。

1961年8月至9月庐山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庐山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学者们指出，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实现了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转变”。丛进认为，“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开始了对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后退的阶段。……确切意义上的调整即后退，是由1961年9月庐山会议开始的。”但我认为，庐山会议对国民经济形势仍然没有作出正确的估计，过高的国民经济指标没有完全降下来，没有统一全党特别是中共高层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认识。

1961年12月到l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学术界对这次会议的关注不是太多。《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对该会议作了详细的研究，认为这次会议作为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许多问题，开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要开一次大范围的统一思想的会议，于是会议转向召开七千人大会，所以这次会议为召开七千人大会做好了准备。

1962年1月至2月的七千人大会，这是学术界研究着墨最多的一个会议。学者们一致认为，“七千人大会是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动员大会，目的就是要统一思想。”张素华对七千人大会作了细致透彻的研究。她认为，“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是为了推动粮食征购，而实际情况是远因近因各方面交互作用的结果，大会的初始阶段，中央强调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在与会地方同志提出异议之后。大会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取得了以下成果，“一、大会使全党恢复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大会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对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那些问题，应该怎么搞，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三、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四、这次大会的一个重大收获，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是，人们认识到过去几年最大的经验教训是‘缺乏民主，，此前人们比较强调是缺乏经验。”但七千人大会也存在这自身的缺点，张素华认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加大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大会没有从‘三面红旗’，这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并肯定了“三面红旗”。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则没有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七千人大会期间，“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对“反右倾，只是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对彭德怀，……却不予平反。……这样就不可能彻底改正并且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

1962年2月的西楼会议：对此次会议召开的原因，罗平汉认为“七千人大会虽然也认为国民经济中存在困难‘还是相当严重的’，但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困难尽管还很严重，‘但是正在逐步地克服’。可是会后却发现，这个估计还是过分乐观了，其实最困难的时期并没有渡过。”同时，七千人大会召开后，中央发现了几十亿的财政赤字，所有这些导致了西楼会议的召开。学术界对西楼会议的评价是非常肯定的，认为这次会议摸清家底，对形势的判断透了底，针对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办法。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总之，西楼会议“在分析国民经济状况和落实调整政策方面比七千人大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会后成立了陈云任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来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并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的调整。周恩来说：原来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薄一波认为：“经过1962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认识之后，在‘西楼会议’上才真正下了退够的决心，才真正开始扎扎实实的全面调整，‘八字方针’才落实到实处。”可以说西楼会议为大刀阔斧的调整拉开了序幕。

1962年的5月会议：关于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陈云讲话等要对l962年年度计划作“较大幅度的调整”，中央准备出台三项重大方针性措施，因此需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对陈云的讲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不同的声音，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对于“5月会议”的评价，学术界是极其肯定的，认为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对《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进行了重新修改和充实。“对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国民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丛进认为，“从1961年9月庐山工作会议决定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调整后退起，到这次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止，历时9个月，终于下定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退够。这一重大决策的作出，成为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转折点”。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这两个会议是连续召开的，会议前后开了两个多月，所以学术界一般把这两次会议放在一块研究。由于会议突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彻底改变了中共八大以来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所以学者们认为是：这两次会议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政治风暴的突起”，“新模式确立”。在全会结束时，鉴于l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本来应该继续进行的纠“左”工作，刘少奇提议将会议精神的传达限定在一定范围，毛泽东同意了这一意见，并说，不要因为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商业工作等几个决定以及人民公社六十条的修正草案。决定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工作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进一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按原定的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结束。这两者是矛盾的，但是矛盾暂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学术界一致认为，八届十中全会对经济工作影响不大，使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到l965年得以基本完成。我认为，八届十中全会中断了继续纠“左”的努力，不适当地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使“左”的思想和“左”的错误倾向更加泛滥开来，其消极影响是十分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