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阶段划分：学界一致把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到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为第一阶段，以“调整”为中心；从l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965年年底为第二阶段，以“巩固、充实、提高”为中心。有的学者把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阶段划得很细，例如，《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一书把调整阶段划分为：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钢时期(1960年8月一12月)、放慢重工业速度时期(1961年初一1961年9月)、开始后退的时期(1961年9月一1962年1月)、主动后退时期(1962年1月一5月)等几个阶段。

2.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次国民经济调整中所起的作用及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学者指出，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主要贡献有：“解救粮食危机，为调整创造条件；提出调整思想，主持制定调整方针：主持起草‘紧急指示信’，解决农业发展的关键：努力扭转工业被动局面，勇挑主持调整的重担：下基层落实调整方案，顶压力坚持原则至全胜收兵。”围绕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有着诸多的共识和分歧，有的学者对不同领导人的共识和分歧进行了研究。例如，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共识和分歧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毛和刘的共识：一是都主张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进行调查研究、恢复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以改进工作作风和方法：二是毛、刘先后主持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制定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方针；三是在一些具体的调整措施上，两人也有相同之处，例如：对权力下放引起的混乱、反对分散主义等。毛、刘之间的分歧：一是对国民经济困难程度的估计上的差异，二是对三面红旗的不同态度，三是对包产到户、物质刺激、形势好转所需要的时间等方面的分歧。而毛、刘的共识为国民经济调整提供了保障，分歧则导致了调整的不彻底，从而最终导致了毛、刘的决裂。

3.研究成果涉及到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对象

关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狂澜》一书“对‘大跃进’运动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弄清了‘大跃进’运动的背景、‘大跃进’运动发动、‘大跃进’的高潮以及其错误的最初纠正、纠错过程的中断、错误的继续发展、‘大跃进’运动的最后终止等问题，并对‘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初步的总结”。

关于公共食堂：《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一书详细地论述了公共食堂的兴起、发展与衰败的全过程。书中指出，“l958年夏秋间公共食堂的大量涌现，固然是与当年人民公社的迅速建立联系在一起的，但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却要早于人民公社的成立。”书中指出，中国农民有农忙时吃“转转饭”的习惯，互助组农忙食堂就是最初的公共食堂。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把这种自发性的、暂时性的、农忙性质的食堂看成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固守的“阵地”，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人民公社：罗平汉认为，“l958年我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是‘大跃进’高潮的产物。”“本身就是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产物。”在全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是建立在主观地认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尤其是经过‘大跃进’，我国农村‘已经免除水旱灾害’。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等基础上的。”对人民公社的调整，缩小了社、队规模，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恢复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原来公社又恢复到原来的高级社，但经过调整后的人民公社的“最大弊端，就是政社合一和造成产权不明的‘三级所有’，这是人民公社内部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不能根治的根本原因”。

关于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城镇人口精简：从1961年1月到l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在我国共有2600多万城镇人口被精简回乡或下乡，其中包括近2000万职工。《大迁徙——l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一书从“大跃进”运动导致的大招工写起，对城镇人口、职工、粮食定量、人口的极度膨胀和农业极度衰退的不相适应，国家不得不下决心精简城镇人口，精简的原则和精简的意义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书中指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能否见效的关键”。该书无疑是研究城镇人121精简的一部力作，但该书对城镇人口、职工、粮食定量、人口的精简待遇及安置等研究不足。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4.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政策和措施研究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国家制定了很多调整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关于“十二条”：l960年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十二条”强调要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等。有的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调整有关农村和农业政策，着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但它“没有触及人民公社的本质问题，”它所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队”是生产大队，而不是生产队。另外，对群众反对的供给制和工资制，特别是公共食堂仍然加以肯定，“因此下发之后农村形势没有实现根本性的好转”。

关于“六十条”：20世纪60年代初，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或“六十条”。学术界一致认为，“六十条”是中共大兴调查研究的结果。刘友于认为，“六十条”是“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薄一波认为。“六十条”“是纠正l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它的制定和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摆脱连续三年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但“六十条”也存在缺点：“一、仍然保留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这个重要的僵化观点。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修正草案，堵住了通向‘包产到户’的可能性，使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到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就嘎然止步了。三、八届十中全会修改后的《六十条》，贴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标记。”胡绳也认为，“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

关于“工业七十条”：“工业七十条”是《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简称。为了整理“大跃进”运动后工业问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在对许多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制定了“工业七十条”。该条例核心内容是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保证“五保”。胡绳认为，“由于这个条例的实行，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调整、巩固、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薄一波认为，它“是当时用于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一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章程。它的颁发试行，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企业管理的法制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于当时出台的知识分子政策：在经济调整的同时，国家也对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先后制定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的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后改为八条)等，这些政策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条例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左’的干扰和束缚减少了，他们的积极性重新得到了发挥。”但学术界对“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商业四十条”的研究成果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