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对宏观调控政策，社会上有种种看法，其中不乏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误解，把宏观调控的概念搞得面目全非，需要加以厘清。

　　在宏观调控的时限上也有误解：浙江杭州萧山区一位民营企业主，大概觉得宏观调控妨碍他的企业发展，提出“国家宏观调控到底会调多久”的问题，这就把宏观调控仅仅当作临时性政策措施了。其实，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烫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而经济波动是永远存在的，因此宏观调控也是随时随地进行的，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以上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的一般情况。我国1978年以前是计划经济，1978年到1992年是计划经济向计划商品经济过渡，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1992年以后到现在是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经济波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周期发生，虽然规则不尽相同。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宏观调控，fEl不叫“宏观调控”，它从属于政府的宏观、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计划平衡具有行政手段约束经济过度扩张的功能，但更多时候抵不过公有制下的财务软约束和投资扩张冲动，而且计划平衡的周期放松往往成为发动过度扩张的根源，致使经济陷入长期波动中。这个情况随着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趋于缓和，但在卖方市场消失前，计划平衡（80年代后期开始称作“宏观控制”）基本上是以通货膨胀为斗争对象，以周期性的紧缩为特征；但随后又往往自动放松，让位于扩张过程。

　　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九个课题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经济学家，对中期改革（1988-1995年）思路规划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围绕着经济改革需不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

　　另一种意见在承认9年多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认为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反对“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认为通货膨胀不利于改革也不利于发展。改革只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进行，具体来讲就是总供给要略大于总需求，物价比较平稳。在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物价节节上涨的紧张情况下，容易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改革很难进行，甚至出现抢购的情况。

　　事实上，从1984年开始，围绕着经济是否过热和是否应当采取紧缩政策，经济学界和决策者就展开了研讨，但因为意见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迟迟未能做出政策决定。我把从1984年到1988年这几年的经济比作是“空中飞人”，因为长期处于将要着陆又重新起飞的状况，很难实现“着陆”。

　　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五‘F内实现工资和价格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策的高层会议上，我和吴敬琏提出“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我们认为，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向其他领域扩散，各地零星抢购已经发生，且正在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得到首肯。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对拉美经济的考察，认为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都不至于对经济繁荣造成障碍，由此得出了在高通胀、高增长下实行物价改革“闯关”的结论。

　　为了抑制爆发性的通货膨胀，中央决定进行治理整顿，采取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由此，物价迅速下降，然而付出的代价虽然没有“大跃进”那么大，但也确实不小，经济出现了过冷的局面，GDP增长速度由1988年的11%降到1990华的4.1%。从1991年开始，经过治理整顿，我国经济开始复苏，GDP从1990年的4.1%上升到1991年的9.1%。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热情。各地政府、部门、企业都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是主要注意力却放在搞经济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上。1992年全国各地层层搞开发区，甚至乡一级政府都搞，到处都大兴土木、挑灯夜战，建设规模远远超出了国家和地方的承受能力。各地出现了投资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等现象，全年CDP增长14.2%，已经显示出过热的迹象。1993年一部分地区发生了抢购、挤兑现象，但没有1988年那么厉害。

　　我赞成第三种意见。我认为，当时的高速增长，有正常的因素，从治理整顿时期过冷的经济状况中逐渐恢复，也有过热的因素，而且过热的因素正在积累。应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经济过热，但不应该采取1988年急刹车、严厉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1993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比较早地提出，要采取“微调、降温、软着陆”的办法。1994年5月，在求是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进一步把“微调、降温、软着陆”表述为顺应当时经济形势唯一可行的宏观调控思路。 “微调、降温、软着陆”，具体来讲就是把住财政货币投放和信贷货币投放两个正门，国民经济总量保持一个偏紧的盘子，审时度势进行微调，有松有紧，时松时紧，争取通过几年的努力来抓紧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把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控制在比较好的目标范围内，以平稳地过渡到下一个经济周期。

　　物价走势相对于GDP增长而言，总是滞后一些。在1993年、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仍继续上涨，1994年达到24.1%，比1988年还要高，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社会反响强烈，有的人大常委甚至提出，如果物价上涨仍然控制不住，要对政府进行弹劾。中央对此高度重视，1995年提出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此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5年降到17.1%，1996年降到8.3%，1997年降到2.8%，总体上来讲降得比较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