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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我国1957—1966年的经济发展
发布时间: 2010-03-11    作者:张启华    来源:《国史静思录》 201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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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0年,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主要是:第一,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第二,1959年继续“大跃进”的错误;第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生产关系超越现实生产力状况的错误。

  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由于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而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及许多夸大主观意志的错误,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失调;加之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挫折,出现了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人民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不切实际地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共产风”盛行,因而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利益,影响了群众的基本生活,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也因之受到很大影响。

  我们应该从这些“左”的失误中记取深刻的教训。主要有三条:

  第一,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违反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从而造成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大跃进”的发动本身,就是当时反对“反冒进”的结果;那些不切实际的动员口号、计划指标,以及后来的瞎指挥、浮夸风,就是这样从兴起到蔓延开来,直至发展到高潮的。

  第二,经济建设采用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大轰大嗡,搞群众运动,没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例如,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以及由此所带起来的一系列大办,其结果,只能是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资源却收效甚微。

  第三,最主要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认识不足,过高地估计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和成熟程度,因而提出并执行了许多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现实情况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最突出的就是在1958年发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所有制方面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这显然是脱离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超越了群众的要求和觉悟水平的,因而造成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盛行,造成了生产队农产品的迅速消耗和社员基本生活的困难。在建设方面盲目追求过高的指标和速度,也是与此直接有关的。

  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经发现失误便及时加以纠正,因而未酿成全局性的错误。对于“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毛泽东和党中央觉察到以后,就在1958年年底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多次召开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及具体措施,来纠正错误,从而使经济秩序开始好转。当然,由于当时是在基本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错误的,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转变,所以纠正是不彻底的,而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例如庐山会议后期就被打断过。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党毕竟是在努力改正错误,错误也毕竟得到了逐步的纠正,形势是在向着好的而不是更坏的方向转变。只是到了庐山会议后期,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才打断了这一纠“左”的进程。直至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纠“左”,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才得以实行,经济工作终于逐渐回到正确的轨道。

  总之,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的这些严重失误,造成了这个时期特有的复杂状况,巨大的成就与严重的失误错综交织。概括来讲,这种状况就是:一方面,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年份之一,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又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因而极大地发挥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各条战线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许多各级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因而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一方面,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曾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全党开展了所谓“反右倾”斗争,从而在政治上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在经济上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国民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一方面,在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1962年1月的7000人大会上又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从而使1962—1966年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另一方面,“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并未得到彻底的纠正,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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