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而又资金匮乏的大国，陈云始终强调和关注在中央经济权力适当下放以后要更加关注发挥中央在经济建设方面统筹安排的独有功能。他还以水利方面的建设为例子，说明只能由中央统筹的道理：“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要花一点力量，花一点财力治涝，治了涝之后，冀、鲁、豫等地区的老百姓会喊‘毛主席万岁’。钱就那么点，治了涝其他各省用钱就少了，别的地区不是很吃亏了吗？我想，你们地区比较富裕一些，冀、鲁、豫、苏北、皖北比较穷，你们看了也不会舒服。无产阶级不解放其他阶级，自己也不能解放。道理就是如此。你们好的地区不牺牲一点集中力量救济灾区的话，灾区年年受灾，年年要救济，你们那个地方增产以为可以多吃一点粮食，其实还是要调出来。所以说，真正灾区好了，你们那里也有好处。因此，治涝是为了冀、鲁、豫、苏北、皖北，也是为了你们。”[11]这里之所以引用这么一大段，是因为笔者的转述无论如何没有这么精彩传神。

　　1958年4月11日，在国务院第七十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时，陈云也讲到“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给了下面这么多权利，是不是会乱，需要给大家讲清楚”。[12]

　　又如关于粮食方面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陈云也指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国家内部调拨的关系，也包括县与省的关系。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产量比较稳定的地区，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地方多收少销的余额，可以留给地方自由处理。但是，要有几个条件：第一，所有按照中央计划收购的粮食和库存，必须归中央统一调拨。第二，地方超收减销的差额部分，可以采取省和县分成的办法处理。对于地方的收销数字必须严格控制，计划必须订得合理。要防止单纯为了分成而不适当地提高收购数字和压低销售数字，或者不适当地向上要求减少征购任务和多要销售指标。”[13]

　　1958年7月，陈云曾经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权力下放以后各地“大跃进”投资饥渴状态：“国家计委、经委天天门庭若市，开始是省要东西，以后是专区派人要东西，现在有些县也找上门来了，甚至有些农民到北京说他认识哪个首长，一定要一吨钢，不给就不走。现在钢铁材料如何分法？后备不要了，一次分完。这个说我没有无缝钢管，哪个说他需要什么，到处都在吵，把耳朵都几乎要吵聋了。”[14]

　　1958年10月，针对权力下放后各省都要搞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陈云指出：“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全国，其次是各个协作区。如果每个省都要搞，结果会把材料、设备都分散了，在全国和协作区的建设进度就要放慢。有了全国的工业体系，各大区的工业建设就有了保证；建立了大区的工业体系，各省的工业建设就有了保证。”[15]

　　为了防止“一放就乱”，地方政府的随意性泛滥和“投资饥渴症”加重。陈云还设想了一些监督制约措施。例如在上述对实行粮食“包干分成”的省份，陈云提出：“地方分成的粮食，财务仍归中央，粮食使用权归地方。”[16]这样一来，对于地方分成得到的粮食，中央就可以实行比较有效的监督。在国营商业企业实行中央与地方利润分成以后，陈云也提出：“采取分成办法后，商业基本建设投资低值易耗待摊费用等，也都归地方开支。中央应该在企业利润上抓紧。”[17]这样在将利润分给下面的同时，也将成本管理和自我约束也加到了地方身上，于是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中央监督成本过高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经过“大跃进”期间的权力过度下放，不仅陈云，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由中央实行综合平衡的重要性。1961年9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大区书记汇报会上，陈云提出：应该在中央准备拟订下发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里把“综合平衡”单写一条，得到毛泽东的赞同。（“毛泽东插话：讲得好。请陈云同志专写一条综合平衡。”[18]）陈云在讲话中，针对当时重新集中统一已经成为大家共识的情况，提出：“中央与地方主要是集中与分权的问题。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对发挥地方积极性有影响。经过批评后，现在又分散过多。集中也要分析，要做具体规定。总的原则，是既要集中统一，又要分级管理。集中统一主要靠国家计委安排，也要靠省、市安排，只靠中央与中央局不行。”[19]

　　陈云在1957年前后关于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权限的探索中，再次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他能够一下子就抓住中央地方经济关系的要害是财权和事权，看清楚这种关系是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而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绝不胶柱鼓瑟，说明他对中国的国情认识的非常深刻。另外，从陈云所主持设计的调整方案中，从他一再强调的要慎重、逐步到位的方法和步骤中，反映出他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不可替代、也不可缺少的宏观调控和统筹安排作用是高度重视的，同时也对地方政府不可能承担起这种的作用有先见之明。

　　从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中，特别是从中央与地方经济权限的不断调整过程中，可以看出，当统筹安排、集中力量与调动地方积极性两者不可同时得到时，何者优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受经济发展水平、所有制结构、发展战略、国际环境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的，只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这是我们今天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不得不察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需要向陈云学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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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53年全国财政收入才223亿元人民币，1957年也才达到310亿元；在人才方面，据1956年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估计，工程师和讲师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不到10万人，而且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在文教卫生系统、高校和政府里。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第363页，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年版。

　　[3]《毛主席在国务院四办及中央轻工业各部汇报工作时候的插话和指示》（1956年3月1日—5日）。

　　[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75-27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5]《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  第五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协助总理负责掌管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并负责指导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工作。

　　[7]《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55-15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8]见国家经贸易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二部上卷，第743-747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9]参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87-10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第794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陈云文集》第三卷，第2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2]《陈云文集》第三卷，第2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3]《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83-1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4]《陈云文集》第三卷，第2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5]《陈云文集》第三卷，第2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6]《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7]《陈云文集》第三卷，第15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8]转引自《陈云文集》第三卷，第3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19]《陈云文集》第三卷，第2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