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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视角下展销会的兴起与演进(1978~1984年)
发布时间: 2019-04-28    作者:杨兴山    来源:国史网 2019-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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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初期,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被赋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尤其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1]后,市场调节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初步受到重视。在此过程中,展销会作为工商业产品销售的一种重要方式得以兴起。从主办方看,展销会有商业部门主办的,有工业部门主办的,也有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联合举办的;从规模来看,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也有企业组织的小型展销会。然而,目前学术界已有探讨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涉及流通体制改革的论文有万典武:《2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2期;李家祥、王强:《建国五十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李骏阳、李燕搏:《从“末端产业”到“先导产业”——我国流通改革三十年述评》,《市场营销导刊》2008年第5期;曾欣龙等:《中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六十年回顾与展望》,《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等等。),对展销会并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多是简要描述展销会的概况,或从理论上论及展销会的作用(A20世纪80年代早期关于展销会的论文有尚庭、钟和:《从市场形势发展看流通体制改革的重要》,《经济管理》1980年第11期;高秀波、张立民:《试论商品展销会的重要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81年第10期;周人伟、张广生:《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初探——上海市商业一局实行采、供、批、另“一条鞭”试点的调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杨建华:《从总体市场观念看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陕西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等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考察展销会兴起历程,进而对展销会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做一些梳理与补充。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地方展销会的缘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启动,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国营企业改革。国营企业改革始于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早在1978年10月,宁江机床厂等6家国营工业企业曾进行试点。1979年,全国试点企业发展到4200家。[2]此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即通过授予企业部分销售权,在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多余产品则可自主销售。

  自销是一条有效的商品流通渠道,能让生产部门接触市场和广大消费者,有利于直接听取顾客意见和要求,进而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改进品种和提高质量。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部门自销范围逐渐减少。1978年以前,工业消费品基本上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工业部门自销产品很少。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77年和1978年工业自销商品的零售额都是70多亿元,只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左右。从1978年下半年起,商业部门改进工业消费品购销形式,工业部门扩大企业自主权,逐步由单一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3]

  为此,工业部门和生产企业加强了销售力量,并疏通渠道、搞活流通,大力开拓工业自销业务,工业自销机构、人员不断扩大。由下页表可知,1979年全国县以上工业自销机构只有2832个,人员不到2万人,到1982年,全国县以上工业自销机构发展到22052个,人员达18万多人。全国工业自销商品零售额1982年已近217亿元,比1979年增加1倍。例如,1980年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第二轻工业局、机械工业局等单位,经市财办、市经委联合批准开设自销门市部和展销门市部180个,1981年又增加158个。此后,北京市又多次简化批准手续,取消由市政府统一批准的规定,工业自销发展更加迅速。工业自销商品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逐渐上升,1981年较两年前增长了近1倍,达到7.5%。[4]

  下页表显示,经过4年实践,工业自销得到快速发展,这说明放宽工业自销权限是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举措。

  说明:自销机构、人员数是县以上统计数据,零售额是全国统计数据(含县以下)。

  资料来源: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页。

  1981年10月12日,轻工业部召开全国二轻产品自销工作经验交流会。与会人员认为,由于商品购销形式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包销改为订购、选购,因此,对商业、物资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必须搞好自销。二轻产品主要是日用消费品,品种多、变化快、适应性强、涉及面广、人人必需、日日必用。这些特点决定了有相当一部分产品不适于大流转的流通形式,而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形式符合小商品的流通规律。[5]

  综上,工业自销诸多形式的出现离不开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在计划经济时期,流通领域存在高度集中与封闭分割的特征,商品实行计划分配和计划价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各地区各部门间的生产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模、发展程度参差不齐。1981年5月,《全国商业厅局长座谈会汇报提纲》提出,1981年的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应坚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的原则,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6]国家对于工业产品采取了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品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采用多种购销方式(即统购统销、计划收购、订购、选购)。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初步搞活了流通体制。

  工业部门除了利用展销门市部、企业自销人员外,还采用了展销会这一形式。从一家一店、一类商品展销发展到一条街、一个行业、一个地区展销,展销成为商品流通的一种有效方法。1979年之前的展销会基本由地方举办,规模和成交额不大。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云南省轻工业局1969年便举办了全省轻纺产品展销会,其中展销纺织品101种、轻工产品140种以及食品工业产品53种。[7]江苏省南通市“三八”染织厂在1973年“五一”劳动节期间,举办了产品展销会,根据广大工农群众的意见,设计了十几个色彩鲜艳、美观大方的新品种被单布,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8]浙江省纺织工业尼龙产品展销会于1977年国庆节期间在北京东风市场举办,海宁内衣针织厂生产的绣花尼龙衫裤得到了一致好评。[9]《北京日报》1979年1月1日、《南方日报》1979年2月23日分别首次登载了展销会的报道,不过内容比较简短。不仅如此,《人民日报》也于1979年4月21日首次刊载了《杭州市举办展销会处理积压物资  把大批“死物”变成了“活物”,受到有关部门欢迎》的报道,这说明展销会已经受到了媒体的关注。

  通过整理资料发现,地方展销会举办方多是轻工、纺织、电子等工业部门及所属企业,展销产品以生活资料类为主,这顺应了当时国家调整轻重工业结构、改善民生的政策,群众通过展销会可以买到紧俏的商品。1979年8月,浙江省第一轻工业局在省展览馆举办了全省轻纺工业新产品展销会,许多新产品展出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纷纷到销售部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有人买到了被纺织工业部评为优良产品的格子布,高兴地说,从上海到杭州都买不到,终于在展销会上见到了。[10]

  展销会为工业、商业部门解决因渠道不畅造成的商品积压问题、清理库存、加速商品销售找到一条有效途径。1978年商业部门通过第三次清仓查库工作,共清理出有问题商品价值89.5亿元,占商业部系统工业品库存的21.2%。这批商品经过采取交流、调剂、展览、摆摊等办法大力推销,到当年底就处理了25.2亿元。[11]鉴于库存压力较大,商业系统的订货大幅度减少,造成了许多工厂的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展销会进一步成为生产企业和主管部门促进产品生产、销售的重要方式。1979年,武汉市大力开展工业自销,使许多商品变滞销为畅销。4月,武汉市二轻工业有关部门举办展销会,邀请20个省、市和55个县的代表参加,展销10天的销售额达470多万元。[12]基于此,举办全国性展销会应运而生。

  二、举办三次全国性展销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展销会是1979年举办的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此后,1980年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首届全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产品展销会相继举办。从主办方看,轻工业系统、社队企业系统、农垦系统,都是率先改革并迸发活力的行业部门,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1979年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

  1978年,根据市场商品供应差额情况,国务院要求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努力增产国家计划的重点轻工业产品和人民生活急需的日用工业品。[13]1979年4月9日,国务院批转了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14]鼓励系统内大力发展新产品,搞好产品更新换代,做好“四新”(新产品、新品种、新花色、新包装装潢)研发。为响应国家搞好轻工业的号召,迎接新中国成立30周年,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于9月15日至10月15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以下简称农展馆)举办,正式展销1个月,累计参观人数达到80万人次。在展销会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展销会视察指导。展览厅设在农展馆的综合馆内,展出的“四新”产品有28大类,4000多个品种,其中包括当年荣获国家金质奖和银质奖的45种优质名牌产品。[15]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44个第一轻工业局或第二轻工业局参加了展销会,其中,自主销售的29个局,自报货源2000万元,实际销售1700多万元;委托商业部门销售的15个局,自报货源3000万元,实际销售1300多万元。(展销会前期准备中,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的29个轻工业局决定组建专业性的参展队伍自主销售。例如,山东省的参展队伍分为联络、会计、保管、销售4个组。销售组又下设7个销售小组,采取统一领导,以行署、市局、公司和厂为主的自销方式。其他15个轻工业局则按老办法由本省商业部门代销。详见《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简报》,云南省档案馆:2121-21-17。)整个展销会期间销售总额达3126万元。[16]

  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在借鉴地方展销会经验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首先,增加零售点。展销会期间,销售的产品多为商业部门大宗采购,但为了方便参观者和首都人民选购展销产品,在农展馆内同时开办了3个销售馆和1个销售广场,并委托北京市商业部门同时在北京市王府井百货大楼等12个商场设立了销售点,出售展销会上的各种展销产品。其次,开始在报刊上登载类似广告性质的通告。展销会于开幕前的9月13日即在《北京日报》登载了通告,在闭幕前也登载了通告。[17]这两个通告具体告知了展销会的举办时间、地点、展销产品种类及注意事项,不仅起到了宣传作用,而且扩大了展销会的影响力。

  查阅《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报纸,可以发现,多数报纸是在1979年之后才开始登载展销会的广告。在报纸上登载广告既提供了生活、商业等资讯,使报纸更加贴近百姓生活,同时也反映出国家推动轻工业快速发展的政策导向。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是在国家大力发展轻工业的背景下召开的,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积累多、换汇率高的特点,加快发展轻工业,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杨圣明在文章中曾总结:“工业部门搞展销活动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经济生活中的供产销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解决供产销脱节的一种有效办法,是促进生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12]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1980年社队企业、农垦系统也相继举办了全国性展销会。

  (二)1980年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

  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的前身),是指农村人民公社中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兴办的独立经营的经济单位,初步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至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发展到152.3万个,职工2826.5万人,社队企业总收入达431.4亿元。[18]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指出:“社队企业是国民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计委和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都要既管国营企业,又管社队企业。对社队企业的产供销,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计划性,同各级国民经济计划相衔接”。[6](p.91)

  与国营企业一样,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品同样面临销售渠道问题。社队企业自身销售能力差,参加展销会是销售产品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浙江省各级社队工业管理部门和基层企业在商业部门的支持下,通过“商业部门搭台,社队工业唱戏”的办法,举办了一系列省、地(市)、县社队工业产品展销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1980年10月1~31日,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这次展销会是由农业部人民公社企业管理总局同各省、市、自治区社队企业局联合主办,并在展销会期间举办了全国社队企业局局长座谈会。参加展销会的28个省、市、自治区,共展出产品1万多种。在历时1个月的展销会上,合同销售额超过3.5亿元,零售额近百万元。[20]全国60%的县以及部分国营工、商企业单位到会参加购销活动,扩大了社队企业的产供销渠道,特别是促进了农村基层的商品流通。还有约2万名社队企业人员参加了展销工作,大家通过互相观摩、互相学习,促进了业务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展销会采取购销结合,有展有销,以销促产的方针,疏通了供销渠道,并为广大参会企业搭建起洽商联办企业及相互间的代购、代销和经销业务的交流平台。展销会展示出1977年以来社队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凸显了其在促进农村走向富裕、发展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于发展社队企业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从国家层面举办的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有力地推动了社队企业的发展,同时,对社队企业如何适应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也是一次很好的社会调查。

  (三)1980年全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产品展销会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率先从农业方面取得突破的。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农村体制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农村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也在逐步进行。国家采用多种形式搞活农村商品流通,如大力恢复和发展城乡集市贸易;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合作商业性质;鼓励农民自办商业组织;建立城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立农垦商业体系(建立农垦商业体系主要是指突破国营农场长期单一经营农业的办场模式,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等等。

  1978年9月,国务院决定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改革国营农场长期单一经营农业的经济体制。[21]11月,上海农垦作为全国农垦系统36个试点单位之一,开展了试点工作。1979年12月1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了市国营农场商业服务公司。[21]建立和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密切了产销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农业的积累和分配,填补了商业网点的某些不足,同时因所售商品比较新鲜而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据农垦局的资料,到1982年底,全国国营农场试办的各种形式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已发展到278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或供销公司。[11](p.383)

  全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产品展销会在20世纪80年代一共举办了7届。首届展销会于1980年10月5日在北京农展馆举办。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农垦部门的100多个农工商联合企业和国营农场、系统外的部分华侨农场和劳改农场参加了展销会。累计有31个代表团参展,参观人数达50万人次,展销场地有5000多平方米,展览和销售的产品有5000多种,成交3470种。产品以农、副、土特、轻工和纺织、医药产品为主。展销会开幕以后,突破了原定每天销售1万张票的计划,16万张票几天就销售一空,各单位团体就凭介绍信入场,观众最多时每天达3万人次。农垦部副部长赵凡指出:展销会不仅可以向人民群众汇报农垦系统两年来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的成果,宣传农工商一体化的优越性,还能交流经验、沟通渠道、保护竞争、推动联合,促进农垦事业进一步发展。[22]

  1979年开始,展销会由区域性发展为全国性,与地方展销会相比,上述三次大型展销会有以下特征:一是展销并重。例如,首届全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产品展销会期间打出了“欢迎指导,欢迎选购商品,欢迎交流经验,欢迎进行经济联合”的标语,道出了展销会又展又销、展销并重的方针。二是影响力更大。为了推动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1980年3月,经国家农委批准,农垦部成立了中国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7月,总公司在北京召开了农工商联合企业座谈会,群策群力,商量冲破阻力的办法。会议决定在北京农展馆举办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产品展销会。这样做的目的是先把农垦系统内部搞活,商品先在系统内部交流起来。地点选在北京,为的是宣传农工商联合企业,扩大影响;同时为北京市民提供农垦产品,活跃北京市场。[23]三是社会及媒体关注度更高。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期间,拍摄了彩色艺术纪录片、电视片,成都市的书画家也为展销会题词作画,以多种形式宣传展销会。社队企业如此集中地展示自己的面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展示了社队企业的发展成果、社队企业产品的质量水平和各地的优势特色。许多人在参观之前对于社队企业及其产品并不了解,不少人甚至看不起社队企业,认为社队企业没有什么好产品,通过展销会改变了人们的看法。

  三、展销会的演进及影响

  中共十二大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1982年3月,商业部、粮食部与供销合作总社合并,组建新的商业部。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改变了长期以来工业品实际上按城乡分工的体制(即城市由国营商业经营,农村由供销社经营),实行按商品分工、城乡通开的新体制,国营商业可以下乡,供销社也可以进城”。[24]次年6月,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城乡商品流通理论讨论会。会议第一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城乡通开的商品流通体制。[25]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开放式的、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贸易体系,逐步形成城乡畅通、地区交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流通网络,发展社会主义统一市场。[26]

  在此过程中,展销会的作用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两个方面。1962年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把我国商品流通渠道归结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和集市贸易。[27]“文化大革命”时期,商品流通渠道更加单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供销社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了不同类型的集体商业和个体商业,开展工业产品自销,形成了“百家经商”的局面。在多渠道流通中,既发挥了国营商业的主渠道作用,又发挥了其他渠道的重要补充作用。总结地方及全国展销会的经验,展销会发挥的作用可归纳为:扩大经营自主权之后,为工业企业自销产品提供平台,跳出商业部门原来定点划片供应区域,实现地区、城乡、行业之间的交叉展销;解决了工业、商业部门因渠道不畅造成的商品积压问题,为清理库存、加速商品销售找到一条有效途径;产销见面,工商结合,减少了流通环节,是解决供、产、销脱节的一种有效形式。

  1982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之后,展销会逐渐走向成熟。

  第一,全国性展销会从侧重经济效益,以销为主,开始出现侧重政策宣传的尝试。1982年9月6日至10月22日,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医药总局联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首次全国少数民族用品、轻纺产品、中药材产品展销会。这次展销会由云、贵、川、新、藏、蒙等少数民族集中的省、自治区和京、津、沪等传统民族用品产地等25个省、市、自治区共同举办。筹办之初,确定展销会的原则是以展为主,展销结合,争取多销。与一般的产品展销会不同,这次展销会主要是落实中央关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搞好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工作的重要精神,贯彻1981年全国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工作会议的精神,利用展销形式,宣传中央的指示,增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经济,特别是民族特需工业的发展,不断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28]展销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指出:“这次规模盛大的展销会,在全国解放三十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办得很好。它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的大好形势,也证明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29]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儿童健康成长的号召,为儿童提供更多的生活用品,全国儿童生活用品委员会于1982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在北京举办首次全国儿童生活用品展销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强调指出:“举办这次展销会,是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儿童工作指示的具体行动。凡是参加展销会的单位,都要把办好这次展销会作为一件政治任务来抓,积极配合,共同努力,把展销会办好。”[30]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赞助拍摄新闻和专题节目片,10家报纸免费刊登广告,中央和各地新闻单位的200多名文字和摄影记者积极到会采访。媒体广为宣传使这次展销会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据统计,首都新闻界发表的各种消息、报道、评论约1000多篇,达90多万字,照片400多幅。媒体的广泛宣传进一步扩大了展销会的影响。[31]

  第二,展销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民群众的消费观念。例如,1983年,布票在所有票证中首先被取消。各种服装展销会轮番登场。1983年4月,在北京农展馆举办了全国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展销会规模大、品种多,以展销北京、上海、天津、江苏、辽宁5省、市生产的春夏季服装为主,配合展销各种鞋帽、皮件等。展销产品在设计、造型、配色、制作等方面都独具风格。[32]展销会上,上海市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应邀进京表演。接着,经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服装队在农展馆影剧院表演,公开售票。这是模特表演首次进入市场。[33]由新华通讯社主办的《瞭望》杂志,在1983年第6期刊登的《让人们衣着更美好》一文指出:“多年一贯制的旧款式已是势在必改了。摆在我国服装业面前的重大课题是:设计琳琅满目的新品种,让人们的衣着更美好。”

  展销会在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方面扮演的角色,契合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渠道、少环节的商品流通体制,有利于改变传统流通体制中存在的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中间环节过多等弊病。实践证明,展销会在改革开放初期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历程中,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种重要经济形式。展销会是一个窗口,可以直接展示农、工、商系统经营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展销会更是一个大市场,不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牵线搭桥,疏通产品渠道,还为繁荣市场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商品。展销会还是一个竞争平台,促使参展企业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大胆探索发展路径和挖掘发展潜力。

  [参引文献]

  [1]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

  [2]王洪模等:《1949~1989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259页。

  [3]《当代中国商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4]《北京商业四十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5]《全国二轻产品自销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1981年11月14日)》,安徽省档案馆:J49-1-211-244。

  [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件汇编》上,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第630页。

  [7]《全省轻纺产品展销会展品汇总表(1969年6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2121-21-19-6。

  [8]南通市革命委员会纺织工业局编:《春色满园》,江苏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

  [9]《化纤针织工艺美术开新花》,《浙江日报》1978年4月21日。

  [10]《全省轻纺工业新产品展销会开幕》,《浙江日报》1979年8月16日。

  [11]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417页。

  [12]杨圣明:《应当大力开展工业品展销活动》,《经济管理》1979年第11期。

  [13]《当代中国的轻工业》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14]杨波主编:《中国轻工业年鉴(1949~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15]《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在京开幕》,《北京日报》1979年9月16日。

  [16]《关于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情况的报告(1979年11月29日)》,江西省档案馆:X032-3-137-47。

  [17]《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通告》,《北京日报》1979年9月13日;《全国轻工业新产品展销会通告》,《北京日报》1979年10月14日。

  [18]朱文俊主编:《乡镇企业建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19]《浙江省乡镇企业志》,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6页。

  [20]《参加全国社队企业产品展销会和局长座谈会的情况汇报(1980年11月6日)》,湖南省档案馆:225-1-54-285。

  [21]朱国栋、王国章主编:《上海商业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22]《全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产品展销》,《北京日报》1980年10月6日。

  [23]孔庆芝:《难忘的农工商联合企业产品首次展销会》,郭书田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经历回顾》,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438页。

  [24]《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

  [25]万典武:《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十年》,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26]《田纪云同志谈流通体制改革问题(1984年6月13日)》,《经济工作通讯》1984年第12期。

  [27]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论商品流通渠道》,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28]《关于做好〈全国少数民族用品、轻纺产品和中药材展销会〉筹备工作的通知(1982年3月30日)》,山东省档案馆:A12-2-33-27。

  [29]《关于参加全国民展会展销工作情况的汇报(1982年10月22日)》,山东省档案馆:A12-2-33-7。

  [30]《关于1982年六·一举办全国儿童生活用品展销会的通知(1982年1月29日)》,安徽省档案馆:J48-2-737-102。

  [31]《在全国儿童生活用品展销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82年6月22日)》,荆州市档案馆:72-1-80-22。

  [32]《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5·1开幕》,《北京日报》1983年4月26日。

  [33]赤桦:《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装与身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作者简介]杨兴山,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43007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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