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不断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固有利益格局的束缚，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大成果，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策部署的新形势下，回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分析其各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特点及其成效，对深入认识、理解和推进新形势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以苏联模式为样板、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对于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工业化起步，开展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这种体制逐渐暴露出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弊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由于把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造成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缺乏活力，不利于调动不同群体的积极性，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管理方面，由于强调实行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造成政企、政社职责不分，生产经营者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同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无法靠计划实现高效运行，致使资源配置难以优化；在分配方面，存在严重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调动和发挥生产单位、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重点，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拓创新。其发展历程以党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改革决策及其变化为主要依据，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1.经济体制改革起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前）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并在农村首先取得成功。多年形成的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被冲破，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广泛推行，克服了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瞎指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进而废除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促进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下放企业管理权、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为主要内容，开始进行试点。就业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允许个体经营，广开就业门路，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开始冲破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打破闭关自守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对外开放的大门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逐步打开。198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开始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成果，是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要求出发，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改革开始起步并取得明显进展，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僵化半僵化到开始改革的转变。 

　　2.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至1991年12月）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探索前进，取得了理论和实践上新的进展和突破。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提出“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管理方针。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3]《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此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全面改革阶段。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逐步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4]，把建立和培育市场体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同时，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贯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发展。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同时，对内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大。开放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从而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内开放也在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各区域间相互合作和协调发展的局面。这一阶段，改革的重点领域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改革的主要政策经历局部试验后逐步总结推广，从体制机制改革的建立的方式来看，主要是通过原体制调整和新体制的逐步成长，并通过新体制的成长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对旧体制的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拓展创造了条件。 

　　3.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到2000年12月进入新世纪前）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5]。通过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体系，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经济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推进。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要求，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入。到2000年，基本实现了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目标，明确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起来。 

　　4.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前） 

　　这一阶段，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继续推进。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新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任务和部署。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要求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6]按照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和要求，各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拓展，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全部取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和金融、财税、投资、价格、科技等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这一阶段，对外开放取得重大进展。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总量相继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至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阶段，党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制定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纲领，为着重解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配套性、协调性问题，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由转轨走向“全面完善”，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了方向。 

　　5.全面深化改革，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 

　　这一阶段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7]，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决定》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表述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党的十八以来，经济体制改革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大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使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各领域改革不断推进，为适应新常态，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同时，适应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变化，提出并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成效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使我国实现了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突破，逐步建立起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所有制结构改革，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实现了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二是在农村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三是国有企业开展以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为主要内容的经营机制的转换，逐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四是培育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信息等市场体系，推进价格改革，扩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五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六是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形成开放型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效，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前，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4%，70年代年平均增长5.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以9.8%的速度快速增长，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的平均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1980年的1.7%提高到2013年的12.3%，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600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14年的63.64万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功地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推动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状况。产业结构基本实现了由以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工业结构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以轻工业为主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的转变，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向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转变；服务业结构基本实现由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到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转变；城乡结构实现了从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转变；区域结构实现了从低水平不协调到各具优势、协调发展的转变。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78年至2011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长到2456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元增长到7917元，分别增长了70.6倍和58.5倍。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12272元，其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由138元增长到5221元，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由405元增长到15161元。[8]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2.5亿减少到2000多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并正向全面小康迈进。 

　　第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明显提升。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加，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和百余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立足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人口素质和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新形势和经济进入中高速运行的新常态，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既具有诸多机遇和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着更为艰巨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仍面临着市场体系和机制不完善、市场规则不统一、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权力过大、审批过杂、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经济创新创业活力不旺、大而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城乡部分群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明显增多，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等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切实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改革的全面性、系统性，尤其要切实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把握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第二，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加强对市场经济周期性特点、成因、表现、结果的研究，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应对和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推动可持续发展。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切实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更好地发挥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创造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让市场主体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来创造财富、发展经济、造福人民。 

　　第三，切实推进法治建设和社会信用体系改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保障。法治保障和社会信用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必然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加强“四个全面”的统筹协调，特别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用制度和法治规范权力运行，坚决遏制腐败现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保障。要大力加强和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改革，切实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经营秩序和具有导向和约束效力的监管机制，提高市场主体和全社会的诚信意识。 

　　第四，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第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既是改革的重要内容，又为推进改革和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放宽投资准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开放促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征程中，按照党中央“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健康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2页。 

　　[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8]张博颖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