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而持久的话题。严格地说，任何国家市场经济都不可能离开政府的作用，“统制”还是“放任”可以被看作政府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历史上，在强调放任自由与强调政府干预之间存在一种周期性钟摆现象，每一次钟摆都是对既有模式长期积弊的校正，每一种旧模式的终结和新模式的启动都源于挽救全面危机的努力。有了历史上不同模式的经验借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政府与市场配置的合理方式，不至于为过于剧烈的钟摆现象所困扰？

　　一、从自由放任到政府全面干预

　　西方国家最早实行的是一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所谓“曼彻斯特模式”，它的指导思想来源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基人亚当·斯密的“自然秩序”。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地调节经济，“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促进社会效益的增长，使社会处于健康状态，因此他反对政府干涉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能仅限制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国家免受外来侵犯。二是保护公民免受不公正的压迫。三是建立和维持公共机构。”另一个说法更为流行，政府就是资本的“守夜人”。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模式起源于英国，盛行于欧美，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冲破各种封建性障碍，借助科技革命和海外扩张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不要相信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资本扩张中真的毫无作为。在拓展殖民地、为本国资本开拓和争夺海外市场方面，西方列强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自由放任经济模式，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全球性危机而告终结，代之以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兴起，其核心是强调政府的全面干预。其实，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的积弊早已被人揭示。到20世纪初，即使远离西方的中国人，如孙中山、梁启超也观察到了西方社会积弊已深。孙中山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告诫国人在取鉴欧美时应“取那善果，避那恶果”。^[1]梁启超也说，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遍枯亦愈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一切工业国家早经分成两国：资本国和劳动国，社会革命的暗潮在涌动，资本国与劳动国之间终将有一场战争。^[2]这也是20世纪初叶，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兴起的大背景。当然，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西方，造成了大批工厂倒闭，银行关门，失业人口达3000 万，无业人口颠沛流离，生活困苦，社会剧烈动荡。^[3]大萧条来袭，使自由放任的经济信条遭到巨创。为挽救危机，西方国家政府纷纷转而强化国家干预，经济学有所谓“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意识到大规模的失业会造成灾难性的社会动荡，“政府必须介入劳工就业市场”，资本主义想要生存，就必须把整体经济发展交由国家管理和控制，必要时还得转化为混合式的公私经济。“凯恩斯革命”并不是要取代资本主义，而是要“寻找一种从资本主义手中挽救资本主义的办法”。当今的经济学家们对凯恩斯主义颇多微词，然而在当时，各国政府面对大批失业者遭受的生存危机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等着市场进行自我修复。如果是这样，先不说社会革命的威胁，政府首先就得倒台。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凯恩斯主义所以广受热捧并为各国政府所采纳，是因为大萧条让他们感受到“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已经死亡的教训”。^[4]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名声扫地，当年《独立评论》的文章说，一般人士都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或自由企业制度“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5]。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中间党派乃至知识界，都赞成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国营事业。^[6]有学者说，30年代中国思想界对“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信赖“已经近乎一种图腾崇拜”。^[7]“凯恩斯革命”是否挽救了资本主义另当别论，但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它的一些特征。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形成了一种政府全面干预经济、主张充分就业和刺激有效需求，实行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为特点的经济模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70年代，西方世界迎来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相对和谐稳定的“黄金时代”。

　　由自由放任模式转向政府干预模式，还有另一个动力，就是国家目标。无论先发还是后起国家的现代化，都借助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后起国家尤甚。^[8]面对先发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后起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无法拒绝以国家之力推行追赶现代化战略的诱惑。1871年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就是最早的范例。与英美走“放任自由”的路线不同，德国走了一条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路线，加强国家干预，将铁路、银行、航船运输、邮政以及烟草和制糖业实行国有，并通过限制工作日，提供老年救济金和工人保险来纾缓工人贫困和阶级矛盾。把资本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使德国后来居上，不到半个世纪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德国的经验当年曾引起了列宁的关注，列宁说：德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9]。列宁提出，俄国人要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10]也许苏联推行赶超工业化受到了德国经验的启示。当然，苏联后来建立的计划经济制度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除了国家工业化目标，还基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苏联初期快速工业化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与西方大萧条形成强烈对照，引起了东西方的共同关注。苏联模式对于战后大批民族独立国家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许多国家都加以模仿。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多达56个新独立国家宣称自己实行社会主义。后来一些国家转了向，但仍有44个民族独立国家宣称继续进行“社会主义试验”，^[11]尽管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形形色色，但他们都把仿效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国有企业看作实现工业化追赶的“终南捷径”，不过结果大都事与愿违，不仅没有实现追赶，而且造成效率低下和贪腐盛行。80年代，邓小平曾经多次告诫非洲国家一些领导人，不要因为社会主义名声好就急于搞社会主义。

　　二、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及其反思

　　1973~198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滞胀”的含义是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表现为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股票下跌、失业率增高、物价上涨、货币危机，这是通常经济危机不曾有过的现象，用凯恩斯主义的办法来摆脱危机已经失灵。一般将造成“滞胀”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石油危机。1973年以后石油价格暴涨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及利润减少，引致商品价格上升同时经济放缓。另一方面是政策不当。货币供应过度增长，政府对市场管制过度，国有化经济效率低下，福利国家政策使财政包袱沉重，高赋税使企业利润减少等。“滞胀”危机使政府全面干预模式陷入困境，凯恩斯主义宣告破产，并成了众矢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再次兴起。在经济哲学上，当年在与凯恩斯的激辩中受冷落的哈耶克，现在受到热捧，他的“自发的秩序”思想被奉为理论圭臬。英国首相撒切尔是“找回自由市场”的积极倡导者，“撒切尔主义”者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竞争是普适性标准，“优胜劣汰”适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大政府”是“滞胀”的罪魁祸首，公共开支过大是导致经济困难的核心，社会福利是“劫富济贫”养懒汉。“撒切尔主义”的主要措施包括推行国营事业私有化；紧缩货币，削减税收；压缩公共开支，特别是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同时削弱工会的实力和影响。^[12]另一位“经济自由主义”的践行者是美国总统里根。里根的经济政策，同样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主要是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里根执政后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开始回升，失业率下降。有人认为“里根经济学”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的泥潭，称赞里根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但也有人认为，走出“滞胀”另有原因，里根政府并没有削减政府赤字，只是把政府开支从福利支出移到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上。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共同构成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也有人称之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钟摆似乎再次摆回自由放任式市场经济。但是无论如何，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和英国并没有回到早期那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它可能削弱但不能取缔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

　　2007年夏季，美国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发展为经济危机，很快蔓延到全球。这次危机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各国经济，而且打击了美国和西方各国的主流经济理论及政策主张，西方国家出现了许多“反思资本主义”的声音，不少西方媒体揭露、抨击华尔街的贪婪。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新著《21世纪的资本论》揭示了世界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的趋势，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持续登上畅销书榜首，这也折射出反思资本主义的舆论氛围。一些政要如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保守党领袖卡梅伦、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也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反省“弱肉强食”的体制，认为美式资本主义导致了贫富悬殊，构想有道德的新资本主义。^[13]事实上，欧元区国家所奉行的被称为“莱茵模式”的经济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所不同，其思想来源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这种模式更强调税收在财富再分配中的作用，强调企业领导方式中的合作管理制，强调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特别是北欧五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度社会福利制度，通过高税收杠杆调节社会分配，保障国民的福利。显然，这种“福利国家模式”有利于社会和谐，但对它能否可持续运转也存在质疑的声音，由于资源禀赋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其他国家更难以仿效。

　　三、历史对当今中国的启示

　　我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条结论，就是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最为有效的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各社会主义国家就试图对计划经济进行改进，共同的方向是在现有体制中引进市场因素。中国最初10年的改革也是在改良型计划经济的框架内思考问题的，90年代后才越过观念的临界线，确立改革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能维持近35年年均 9.8%的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市场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但远未完善。在现今语境下讲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过度干预特别是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应当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

　　我们从历史经验中还得到另一条启示，就是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政策“腾挪”的很大空间。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然而任何历史模式都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中国不能采用政府全面干预的凯恩斯模式，那我们能不能信奉原教旨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呢？也不能。正如经济学家王小鲁所说，中国不能重走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的道路。^[14]我们要实行的是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经济中政府职能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我们必须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但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减少政府的职责，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和权力边界，不该管的坚决放权，该管的着力强化。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政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在带来财富巨大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急速分化和财富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握有权力和资源的人可以轻松以权力寻租。这当然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有关，但也有一种“伪市场”现象，一些人假借市场化的名义上下其手，以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套现。在一个没有健全法制环境和有效监管的市场中，必然充斥着骗局和掠夺。当然，即使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也不能自动地解决贫富分化问题，这是历史上已经被无数人讨论过的问题，现代政府在社会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5]附带说一点，经济体系只是整个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市场原则不能成为主导人们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的覆盖一切的通行原则，应当警惕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对社会的“脱嵌”现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