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时期自生自发地形成的农村基层社会经济秩序，发挥了土地私有产权之上家庭、家族的作用，这种地权交易的秩序体现了民间经济的活力。而近代政府逐渐加强对土地制度的干预和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如国民政府减租，禁止转佃、押租，但有令不行。后来进行的土改与集体化运动使土地制度从诱致性变迁走向强制性变迁，致使农村产生巨变，农民在集体产权之下依附于政府。

　　从20世纪前半期农民对地权平均分配的追求，到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激进集体化运动，再到家庭承包责任制，进而到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近百年来中国土地制度出现了五种形态和四次重大变革，对此进行系统分析与总结，可从中探讨集体所有制下的虚位产权与农民权益，把握当前土地制度改革的取向与基本思路，从变迁中总结中国特色的历史内涵，总体性把握中国社会、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变迁和特征。

　　地权平均分配进而集体化，旨在实现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然而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是动态的，只有通过土地流转在市场配置中才能实现。绝对平均分配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无法应对人口的流动、家庭人口构成的变动，更无法使土地配置到种田能手之中，以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土地产出和效率。

　　追求地权平均分配，主要是基于对近世土地集中状况的认识。然而这需要多层次、全方位进行检验，如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及各地租佃率的估计等。旧有成说没有考虑到半自耕农与佃农所拥有大量田面权这种土地物权形态；没有考虑到一些地区比重相当高的族田、寺庙田、学田等“公田”形态；没有考虑到江南等发达地区较高的外籍业主占有土地的情况。同时，地域差异大，关中、华北等地自耕农占主导，但长江中游地权分配不均可能较高。

　　在民国调研文献、统计资料、土改普查档案的整理基础上，对各地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租佃率等进行计量分析，可推算主要区域的地权分配状况、自耕农比例、佃农比例。通过对主要区域人口数据、人均收入、经济发展状况的估算，分别对以自耕农为主的地域、租佃制度发达的地域进行比较，以验证租佃与自耕农的经济效率及其约束条件与农民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检验中国近世地权分配的状况。

　　传统社会存在与土地兼并相对冲的因素。事实上，近千年来中国土地产权的主导形态是中小地主和农民，他们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农户经营优势，这成为地权集中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同时，保障地权取向的多样化交易形式也使小土地所有者能尽可能地保有自己的土地。此外，诸子均分制、家族土地所有权等亦有力地对冲和抵消了土地集中化趋势。

　　两千年的中国土地制度遗产具有丰富内涵与表现形态，在世界经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价值。但以往的研究缺乏基于长期的历史变迁视野的研究。从土地制度遗产出发考察传统中国经济领先世界的原因，总结传统农业发展的经验和制度基础，并系统论述中国传统经济以地权为轴心的资源配置与运行机制，可揭示中国传统经济的活力所在，并对当前的农地改革提供思路和启示，同时期望能够从源头上对土地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形成创新。

　　此课题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史”，项目批准号：10&ZD078。首席专家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