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制计划应当遵循什么原则。

　　任何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客观上都存在一定比例关系。比例协调，经济发展就平衡；不协调，经济发展就不平衡。然而，前苏联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形而上学观点。例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有平衡，而社会主义可以消灭不平衡。对此，毛泽东说：“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xliv]他还说：正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xlv]“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xlvi]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他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xlvii]“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xlviii]

　　另外，价值规律在计划经济中还存在不存在，起不起作用，无论前苏联还是我国，一开始也都不很清楚。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已不存在；有的认为虽然存在，但对生产已不发生作用。对此，毛泽东明确赞成斯大林关于只要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就会起作用的观点。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xlix]“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l]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li]

　　但同时，他又指出，斯大林对商品生产活动范围和存在条件的解释还不够全面和完整。他说：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说法“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lii]他还针对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是商品生产主要前提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liii]

　　以上这些，都是毛泽东对苏联计划经济理论有所纠正有所突破有所发展的地方。

　　第五，用什么方法来贯彻计划。

　　计划经济是一种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来组织经济的经济体制。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管理权限主要集中在国家行政机构，因此，在管理上会较多地采用指令性计划的手段和行政手段。不过，即使在这方面，毛泽东时代与前苏联的做法也不完全一样。前苏联在实行计划管理时，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忽视思想政治工作。而毛泽东时代则发扬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既重视纪律约束，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例如，对于因为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而忽视和违背国家统一计划的现象，就往往是思想与行政措施双管齐下：一方面做统一思想的工作，强调执行国家计划的必要性和严肃性，要求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另一方面，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纪律、行政纪律，对不听招呼、我行我素的给予严厉批评，直至纪律处分。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liv]他在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还指出过：“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lv]

　　当然，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实践成果，以及所取得的理论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但正如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lvi]只要抱着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些探索成果，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基本解决了中国工业化在当时向人们提出的历史性课题，对于我们巩固新生政权，改变落后面貌，初步形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迅速提升国际地位等等来说，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三、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物质和认识两方面来看。

　　（一）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前面说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进行了四个“五年计划”建设，在我国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一五”时期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引进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施工的有150项，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7个，机械加工工业24个，煤炭工业25个，电力工业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项目后来都成为我国工业的骨干企业，为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三五”和“四五”时期，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又新建了攀枝花、酒泉、武汉、包钢、太钢等一批钢铁基地，西南、华中、汉中、银川、西安、成都等一批工业和精尖产品生产基地，大庆、辽河、大港等一批油田，三门峡二期、刘家峡、丹江口、葛洲坝等一批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南京长江大桥，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以及遍及全国的“五小工业”（小钢厂、小化肥、小水泥、小煤矿、小机械），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在“四五”时期，经过毛泽东批准，我国还先后两次共动用40多亿美元，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包括一米七轧机、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这些项目在改革开放初期陆续形成生产能力，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果我们把头四个“五年计划”建设比喻为打地基，把后面的建设比喻为盖高楼，那么一般说来，打地基阶段的成效不大容易显露，但如果楼盖得快，盖得高，盖得牢，则说明地基打得好。

　　（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

　　自1981年开始至1992年的“六五”、“七五”时期和“八五”时期的头两年，我们虽然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但经济体制在总体上说仍然属于计划经济。提出将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一改变“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lvii]但同时又指出：“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lviii]

　　那么，什么是宏观调控呢？从我们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所谓宏观调控，是指运用计划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其实质是人有意识的事先调节，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计划调节）、行政手段（实质是指令性计划）、法律手段，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某些不足和消极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平衡，保证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且在某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等等。江泽民同志说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lix]他还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经济的发展。”[lx]“到了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lxi]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lxii]为什么这么说？我理解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我国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江泽民同志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lxiii]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从政治上讲，最基本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或者说是四项基本原则；从经济上讲，最基本的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走共同富裕道路。正是这些基本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把“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lxiv]“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lxv]“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等任务，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lxvi]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基本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因此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有可能和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都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地方。

　　第二，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与建国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地区间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基本国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有的在程度上，例如，在耕地、淡水的人均占有量上，甚至还有所加剧。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是并将长期是发展中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和它们既不在一个起跑线，也没有并驾齐驱。这些都决定了，宏观调控对于我们比对于它们更加重要。

　　第三，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还没有消除，而新体制又未形成，因此，市场机制有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在新旧体制过渡中，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更需要我们从总体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因而更需要我们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因此，它虽然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绝不是与计划经济截然割裂、相互对立的，彼此之间必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联系。否则无法解释，全世界有那么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唯独我们在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之后能长时期保持那么高的发展速度，不断取得那么多显著的建设成就。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200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提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没有取得主张进行这种改革的人保证能得到的结果。”“如果你们看一看传统的发展思想和宏观经济理论，再看看中国过去20年的情况，你就会发现，95%优秀的经济学家都会得出中国的情况是不可能的结论。”因此，报告说：发展中国家应更多地实行政府干预政策，并通过与中国相类似的方式发展国民经济。（据法新社）由此可见，国际上也存在这种看法，即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之所以成功，秘诀在于始终没有放弃计划经济的长处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