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在短短26年里发生的变化，不仅胜过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也是自洋务运动开始以来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无法比拟的，而且很多方面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上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把中华民族与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差距大大缩短了。当然，如果那时在经济管理体制中能够允许有一部分私营、个体经济的存在，并使用市场调节的手段，如果制定计划时能够更加民主、更加科学、更加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如果不发生由于急躁冒进而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特别是不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长达十年的动乱，这26年的变化本来可以更大些，起码市场供应不至于那么紧张，人民生活提高幅度也不至于那么小。但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假设，就否定已取得的伟大成就，看不到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计划经济探索所取得的这些实践成果。可以肯定，当初如果不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而是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那无论搞得多么周密，也绝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可能为后来的发展提供如此坚实的工业基础。

　　对那个时期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不大的问题，我们也应当辩证地客观地看，既看到可以避免的因素，也看到不可避免的因素。因为那时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而资金、物资就那么多，客观上势必使市场、民生受到一定影响。当年周恩来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此作过解释，他说：“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xxvii]可见，对于采用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所要付出的代价、作出的牺牲，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向人民作了交待的。

　　对于新中国为了迅速发展工业、改变落后面貌而在人民生活上作出的牺牲，有两位台湾学者发表过颇有见地的议论。其中一位说：“1979年以前，中共将建设重心摆在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基本工业的发展上。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下，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不足，而且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使民生日用呈现匮乏状态，海峡两岸人民的物质水平因而有了极大差距。但，中国大陆在经济上打下了扎实的工业基础，并拥有某些尖端科技；台湾则因为先发展加工出口的轻工业，今天面临产业难以升级的困境，也使两岸经济呈现出朝向相反顺序发展的现象。”[xxviii]另一位说：“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什么成就不需要牺牲？！小成就小牺牲，大成就大牺牲。要把中国从那种落后的境界推向现代世界，这牺牲必须惊天动地。”[xxix]听听这些局外人的话，对我们客观评价计划经济时期的得失是不无益处的。我们今天回过头评价那段历史，首先应当抱着对共和国第一代领导者、建设者们崇敬的心情。因为没有他们当年的奉献与牺牲，就不可能有今天在改革开放下的呈现的繁荣与幸福。那种戴着有色眼镜，抱着轻浮态度来认识历史的人，绝不可能看到历史的真实，而只能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新思维”的诱发下，前苏联史学界掀起重评苏联历史的运动，对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全盘否定，认为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但是，在苏联解体十多年后，俄罗斯史学界多数人和代表政府的主流观点都发生了变化。经俄罗斯教育部审定、由阿·舍斯塔科夫等人编著的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上说：上世纪“30年代，国家面临新的战争威胁。……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有强大的工业，这对国家是生与死的问题”。而苏联没有殖民地，没有外资，工业落后……又不可能走传统的从轻工业开始较为缓慢的工业化道路。所以，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缩小市场的作用”，对农业“超经济强制”获取资金，使人民“勒紧裤腰带”，等等，都是“迫不得已”的。该书还认为：“农业集体化是保证加速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条件。”[xxx]

　　经验告诉我们，凡事有利必有弊。对任何事情作历史评价，关键要看它在当时的作用及日后的影响是利大还是弊大。只要利大于弊，其历史意义就是积极的，历史评价也应当是正面的。十全十美，只有利没有弊的事，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理论成果。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理论成果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他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的《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谈话记录》、《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9年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记录》、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述里。这些成果是他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探索成果。我在这里仅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特别是发展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角度，把它们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用什么态度向苏联的计划经济学习。

　　前面说了，中国是在经济落后、科技人才缺乏的情况下，通过计划经济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因此，经验和干部准备都严重不足。而苏联从1921年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刨去中间进行卫国战争的时间，到1951年我国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进行了26年的计划经济建设，并在计划经济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如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苏联学习计划经济的经验是很自然的事。对此，毛泽东说：我们建国初期“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xxxi]“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xxxii]“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xxxiii]

　　但他后来在评论建国初对苏联的学习时也指出：学习苏联“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xxxiv]在学习苏联方面也有缺点，就是“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xxxv]当我们通过“一五”建设取得了一些搞工业的经验后，他更是反复告诫：“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xxxvi]“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xxxvii]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进一步指出：“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xxxviii]另外，他还谈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问题。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xxxix]他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了先河，不仅在当时，也在后来改革开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如何认识经济计划的性质。

　　对这个问题，无论当时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清楚的。有的人看不到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认为计划就是规律，规律是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的。其实，计划是由人事前预先拟定的行动方案，本质上属于观念性的东西。因此，如果制定计划的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认真调查实际情况，他做的计划就很容易出主观主义的偏差。正因为如此，前苏联和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都曾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发生过计划脱离实际的情况。毛泽东在1958年底经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指出：“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xl]

　　但与此同时，他也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把认识和驾驭客观规律看得过分容易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xli]“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xlii]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xliii]

　　第三，用什么样的方针来指导有计划的建设。

　　毛泽东十分注意结合我国计划建设的实践来汲取苏联的经验，发现其中的偏颇和不符合我国实际的地方，从而提出了指导我国制定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的一系列正确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处理一些重大关系的方针上。例如：

　　在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上。他指出，一方面要遵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要以重工业为经济建设中心；另一方面要工农业同时并举，要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投资计划。再如，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把新工业的大部分摆到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老工业基地，特别是轻工业。

　　在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为了准备反侵略战争，必须加强国防建设，抓紧尖端武器的研制；另一方面，要适当减少军政费用，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有全国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另一方面，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做到全国一盘棋，反对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反对收入过分悬殊；另一方面，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不要只顾一头，要反对平均主义，提高工人工资，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收入每年有所增加。

　　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上，如果生产增长很快，即使积累比重大一些也没有危险；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要兼顾，要处理好基本建设中“骨头”和“肉”的关系，提高社会福利事业，做到既保证重点建设，又照顾人民生活需要。

　　在处理大规模建设与勤俭节约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必须保证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骨干企业的建设资金；另一方面，要把节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的工业基础，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反对浪费，勤俭建国。

　　在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上。他提出，一方面要照顾人民眼前利益，使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另一方面，要施“大仁政”，不要施“小仁政”，要把重点放在为人民长远利益的打算上，一时还不能使人民生活改善很多。

　　在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上。他提出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禁运、封锁，积极同国外进行经济、科技交流，吸收外国投资；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把工作基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