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有工、矿、农、林等原材料尤其粮食供应的充分保证，而当时国内物资极其匮乏，粮食商品率很低，需要有一种办法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扩大工业基本建设规模要求增加城市人口，相应地要增加商品粮；大规模进口苏联成套工业设备和工业原材料，要以肉类、蛋类等农产品出口偿还，这些也要求相应增产粮食。在粮食单产一时提不高，又没有条件大面积开荒的情况下，要保证粮食增产，首先必须保证它的播种面积，这就不能允许什么赚钱就种什么，从而影响棉花、油料作物的产量。另外，扩大基本建设和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煤炭、生铁、铝和木材等原材料，而这些也是人民生活和消费品生产所需要的，在发生矛盾时，必须首先保证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供应。这一切都决定了只能实行高度集中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体制，以及高度集中的煤炭、生铁、铝、木材等物资的调拨体制。总之，一方面要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人民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当年的粮食部、物资部、商业部等部门就是为此而成立起来的。如果当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各种物资无法集中到国家手里，物价也稳定不下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这里顺便说说票证和定量供应的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用于建设、生产和出口的原材料，因此，用于人民消费的东西不可能得到充分供应充分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办法无非有三个：第一，按价值法则，涨价，实际是谁钱多谁买；第二，不涨价，排队，卖完为止，实际是谁有时间谁买；第三，凭票发本，谁急需谁买，或者定量供应，人人一份（比如肉类、蛋类、食用油、糖、布匹、花生，以及木制、铁制、铝制家具）。三种办法相比，当时只有第三种办法最合理也最可行。至于“大跃进”以后和“文革”时期票证越发越多，属于工作失误造成的，另当别论。总之，对票证和定量供应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看，不能一概讽刺挖苦。

　　第三，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有大量的工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而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样的人才，需要用一种办法把已有人才尽快集中起来，并采用有效办法尽快大量培养适用人才。1949年，中国人口80%是文盲，儿童入学率仅为20%。1927-1947年的20年里，国内高校工科毕业生只有3万人，其中硕士200 人，国内授予的博士一个也没有。建国时，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属于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22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不过224人，加上地方的高级科研人员不足500人。面对这种情况，只能采取高度集中的劳动人事制度，并对大专学生采取统招统分制度。如果当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人才不能那么快集中起来、培养出来，而且不可能把他们有效地分配到工业化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为了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急迫需要，仅1952-1953年这两年就从部队、机关、学校等各方面抽调了7万名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的干部。为了尽快培养出工业战线的适用人才，国家采取了兴办和扩大高等院校（1957年在校生已达44万人，比1952年多出1.3倍），调整高等院校的院系设置，举办各种短期培训班、训练班，让理工科大学生提前毕业（1952届和1953届的大学生都提前毕业一年）等一系列措施，还向苏联等民主国家先后派出上万名留学生、实习生。同时，先后从苏联、东欧国家请来3000多经济、技术顾问和专家。通过这些办法，基本缓解了工业化建设与人才缺乏之间的尖锐矛盾。仅就地质队伍来说，1950年，职工只有800人，其中技术人员200人；而到1957年，职工猛增至28万人，其中技术人员4万人；到1976年，职工近100万人，其中技术人员10万人，是建国初期的500多倍，基本上保证了我国工业化发展对矿产资源探察和开采的急迫需要。

　　第四，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苏联的援助，相应地需要我们在经济体制，乃至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都要与其有所衔接。用今天的话说，这叫做“与国际接轨”。当时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何时交货，何时进行设备安装，何时试运行，都要按照计划来做。如果中方没有计划，或者执行计划不严格，合作就会很困难。这也是促使我们采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一个因素。

　　以上事实说明，毛泽东等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同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一样，是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实现工业化。因为要实行计划管理，需要农业、工商业都按照计划生产，反过来促进了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成为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前完成的因素之一。可见，问题根子在加快工业化建设，而不是什么急于搞社会主义。

　　关于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曾作过许多论述。他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xxi]他又指出：“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xxii]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xxiii]“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xxiv]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计划生产的思想，理解上虽然存在一定偏差，但他所以主张以计划经济作为我国的经济体制，绝不是因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为了从中国当时国内国际条件出发，抓住国内经济顺利恢复、朝鲜战局趋稳、苏联答应援助的历史机遇，以统一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以便在财力、物力、人才等不足的条件下，较快发展经济，较早实现国家工业化。

　　二、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成果

　　毛泽东在对计划经济的探索中有过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过重大损失。其中最主要的，我认为是两个问题：一是一度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忽略计划的客观性，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大跃进”时单凭一股热情，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造成事与愿违的严重后果，便是其中突出的例证。二是缺乏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急于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追求所谓“一大二公”，对市场统得过死，导致经济缺少活力，使商品供应紧张、品种单一的局面持续时间过长。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计划管得范围越来越广，就连农村集市也被一度取消，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计划经济时期各种问题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失误之间的联系，而看不到那一时期建设成就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成果之间的联系，是不全面不客观不公正的。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成果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来看。

　　（一）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实践成果。

　　1949年，当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面对的是一个面目疮痍、积贫积弱的中国，工业十分落后。首先，工业产品自给率很低，钢铁为5%，石油为0．2%，车辆船舶为1．6%；其次，产业结构极不合理，机器制造业只占工业总产值1．6%，而且基本是修配。对于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有过很形象的描述。他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xxv]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xxvi]

　　然而，经过头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那年，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在农业方面。194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200亿斤，平均亩产137斤，北方很多地方还不到100斤；但到了1976年，全国产量提高到5800亿斤，平均亩产提高到375斤，都提高了2.7倍。人均粮食占有量由1949年的400斤（人口5．5亿），提高为638斤（人口9．4亿），提高了40%。

　　第二，在工业方面。1976年的工业产值是1949年的十多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0%提高到64％；其中，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6%提高到51%。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水泥、玻璃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大幅度提高。比如，钢产量由1949年的15.8万吨升至1976年的2040万吨，由原来仅是美国的500分之一，变为了六分之一强；仅是英国的百分之一，变为基本持平；仅是印度的八分之一，变为超过其一倍还多。那时，我国已经不仅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大型船舶、机车车辆了，而且有了能生产大型金属切削机床的通用机械制造业，能生产矿山、发电、冶金、化肥等重工业和纺织、仪器仪表等轻工业的设备专用制造业，有了电子工业、石油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开始生产过去只能进口的手表、照相机、电视机、电冰箱、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总之，到1976年，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且，工业固定资产分布也由解放前沿海占80%左右，变为内地占一半以上，工业布局开始趋于合理。

　　第三，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那些年也取得了不少重大进展。其中，新修堤防总长度为17万公里，兴建水库8万多座，并建成了许多新铁路，铁路营运里程由2．2万公里（不如英国19世纪80年代）增至4.6万公里，使四川、云南、贵州、福建、新疆、青海、宁夏等许多省份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第四，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许多重大发明创造。比如，育成水稻矮秆良种，研制成功万吨水压机（最近报道，我国现有的3台万吨以上的锻造水压机都是上世纪50和60年代制造的，今年又研制成功了1．5万吨水压机）、红宝石激光器，完成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等。特别值得骄傲和庆幸的是，在国力还不强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

　　第五，在文教卫生方面。成就更是显著。比如，解放前高等学校毕业生累计只有18．5万人，而1949—1976年高校毕业生近300万人。科技教学人员1952年仅为4．2万人，而1976年已达400万人。医院1949年只有2600家，而1976年已有6万家；其中，病床增加了20多倍，而且一半多在农村；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也由1949年的0．67人提高到1978年的1．8人。与建国前相比，上世纪70年代中期人口死亡率由2．5—3．3%下降到0．7%；婴儿死亡率由20%下降到3．5%；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67岁。现在国际上流行用5个指标评估现代化程度，即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婴儿死亡率3%以下，每千人有医生一人以上，成长识字率80%以上，在校大学生占20—24岁适龄人口比例10—15%等。用这些指标衡量，建国后头四个五年计划建设取得的成效也是十分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