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工业化问题便同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问题一道，成为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除了代表地主阶级最腐朽力量的顽固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先后登场的一切政治派别，可以说都赞成在中国兴办工业，实现工业化。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代表，更是对在中国实现工业化怀有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但对于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不同派别答案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先扫除工业化道路上的两个拦路虎，彻底反帝反封建，并为此提出了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张。毛泽东将这些主张加以系统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就要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要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得以巩固，就要争取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他说：“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iii]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正是这一观点，中国工业化与反帝反封建这两个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被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发展工业化的问题，毛泽东最初一直主张还将继续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iv]他还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v]直到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等，还多次表示，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可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vi]，“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vii]。

　　例如，在建国前夕的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刘少奇讲“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时，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viii]在1949年2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ix]在1949年6月刘少奇写的一份党内报告提纲中还说：“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x]建国之初，毛泽东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仍强调实行私营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合作化“还在很远的将来”。[xi]直到1951年7月，刘少奇在著名的《春耦斋讲话》中还说，只有经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之后，在工农业都有了大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在“一天早晨”，实行“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将私人工业收归国有”，“一步就进入社会主义”。[xii]

　　那时，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摆着三条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先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投资轻工业，待进一步积累资金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另一条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用国家的力量，对外加紧进行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充足资金，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再一条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道路，通过国内已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加上国家的统一计划，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三条路，对于中国来说，前两条已不可能走也不应当走；后一条在建国前处于战争状态和建国初经济尚未恢复的情况下，也都不具备走的条件。因此，当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们反复表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等到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实际上是在说，中国打算采用第四条道路，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来实现工业化，即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自力更生，巩固和壮大国有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在国有经济的主导下，着重发展农业和私人轻工业（主要是私人工业），以此积累资金，扩充装备和技术队伍，然后再着重发展重工业。

　　可是，到了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xiii]尽管这一思想与原先关于用10年到15年时间搞新民主主义，然后一个早晨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严重步骤”的设想，在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最终时间安排上是差不多的，但毕竟在过渡的初始时间安排上是大大提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建国后国内国际形势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促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中国工业化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选择了新的战略。

　　1952年，出现了三个对于中国工业化建设来说是新的重大情况。

　　第一，经过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工业尤其是国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了较大增加。到1952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0%上升到了43%，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26．4%上升到了35．5%；而且，国营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43．8%上升到了67．3%，钢、钢材、煤炭、水泥等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比1949年有了大幅度提高（钢1949年为15万吨，1952年为135万吨）。这就使我们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与建国初相比有了比较好的条件。

　　第二，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明确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早在1951年2月，毛泽东根据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的形势，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党中央据此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指定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编制“一五”计划首先碰到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或者说从哪里入手，什么是重点？对这个问题，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可以看出，编制者们开始时是有一番讨论的。他写道：“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xiv]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决策层在编制“一五”计划时，对于前一时期先着重发展农业、轻工业再着重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构想。

　　第三， 经过争取，苏联同意对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给予全面援助。1952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拿出了“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和准备请苏联支援“一五”计划的有关材料。随即，中央书记处决定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xv]这就使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有了比较可靠的保证。

　　周恩来、陈云在得到斯大林的保证后，于9月24日回到北京，当晚便出席了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据薄一波回忆，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毛泽东关于“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的思想，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证实了这一回忆，说“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书中还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xvi]

　　为什么在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而且是在听取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之后，毛泽东会提出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呢？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绝对不是。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一五”计划建设进行援助、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作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主观上是为了加快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客观上是从苏联方面得到了援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承诺。而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当然不可能优先发展重工业；如果不优先发展重工业，也不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只能按照既定方针，继续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二）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

　　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要有大量的资金保证，而当时中国所缺少的恰恰是资金，需要有一种办法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据统计，1840年-1949年，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110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仅由清政府承认的战争赔款就达7.23亿两白银，加上分期付款利息和为赔款而借贷的利息，实际为16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3倍多；再加上由于丧失海关权而造成的关税损失、财政金融因外国银行垄断而被掠走的财富、不平等贸易造成的经济损失，旧中国总共流失白银约2600亿两；[xvii]再加上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破坏，旧中国的经济损失总共相当于上万亿美元。另外，国民党撤退台湾前，又掠走了黄金、银元、外币共约5亿多美元。[xviii]（台湾前“国防部长”郝柏村就说过：“如果先总统蒋公没有带60万军队，以及大陆上的杰出人才，以及几百万两黄金到台湾来，今日台湾又是什么样的台湾？”[xix]）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聚敛的私有财产虽有100亿-200亿美元，但其中大部分都存在或投资于美国、西欧、南美洲。[xx]因此，当中国共产党接管全国政权时，家底十分薄弱，只有官僚资本拿不走的约值80亿元的固定资产，加上民族资本家的资产，总共不过100多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然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经济与文教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亿元，相当于300亿美元（当时1美元合2.5元人民币），7亿两黄金。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需要427亿元，相当于170亿美元，远远超过当年苏联和印度“一五”计划的投资额。那时，苏联是肯借钱给我们的，而且有优惠条件（年息1—2%），但总共不过17亿卢布，约合4亿美元，仅占“一五”计划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3%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行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才可能把有限的资金集中起来，并把它们有效地使用到重工业建设中去。如果当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金不仅不可能那么快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也不可能把它们使用于资金回收慢的重工业建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