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有机会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来进行学术交流。今天刚巧是马研院成立一周年，因此首先代表当代中国研究所向大家表示祝贺。

　　今天要向大家汇报的是我在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问题上的研究心得。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谈两点。

　　第一，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苦探索，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我们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i]我认为，他在这里所说毛泽东同志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包括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有着巨大的、深刻的和全方位的影响。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其间如果从1950年颁布《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办法》算起，长达26年；如果从1952年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计划委员会算起，有24年；如果从1957年基本建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算起，也有近20年。就是说，由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从始至终都是在计划经济下进行的。因此，当年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不可能离开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如果我们一方面肯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而另一方面又不承认或否定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探索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那么，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意义，无论从历史角度看还是从现实角度看，都会被大打折扣；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就有被空洞化的危险。

　　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作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决策。14年来的实践说明，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不仅完全符合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更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崭新的创造性发展。它大幅度地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上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因此，任何留恋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都缺乏理论与事实根据，任何试图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做法都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建国初期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就错了，几十年来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就毫无意义了；更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只有束缚经济活力的弊病而没有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巨大作用，只有凭主观意志办事的失败教训而没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成功经验。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清楚还是不清楚，关系到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也关系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们的历史评价。

　　第二，用什么方法论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分析这个问题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主观制造的某种观念、概念、定义出发，比如“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计划经济造成了普遍贫穷”、“计划经济对中国的影响比‘文化大革命’还要大”等等。

　　其次，分析这个问题要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外国人或少数人利益的立场上，也不能站在局部和眼前利益的立场上。所谓立场，就是利益的集中体现。站在不同立场上分析，对同样的事实，结论肯定不一样，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有人提倡研究历史要“价值判断中立”，就是说，要站在纯客观、完全中立的立场。这种立场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发生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必然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今天评价那段历史，我们只有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立场，才能把问题看清楚，才能取得共识。

　　再次，分析这个问题要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不能把它拿到今天的国内国际条件下。

　　最后，分析这个问题要进行具体的经济分析，从经济上探寻它的终极原因，而不能只从政治上、思想上找原因。

　　以上四条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唯物史观中的一些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下面，分三个问题来讲我的研究心得。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计划经济体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讲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在两年后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ii]这些话告诉我们，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初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有其特殊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有人讲，前苏联和中国当初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结果；尤其中国，更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这个话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后，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按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只不过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有意识地掌握这一规律，只能以自发的力量通过盲目的事后的调节做到按比例，只有到了“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可能按照节约时间的原则，通过自觉的事先的计划做到按比例。前苏联和中国在革命胜利后都十分重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把自己实行计划经济说成是来自这一思想。但是，马克思所讲的“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指的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很高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他所讲的通过计划使经济按比例发展，是对那种社会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科学推理。而前苏联和中国在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时，要么处于工业不发达的社会，要么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都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可以完全自觉地按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的社会条件。因此，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实行计划经济的根据，可以说理解上确实存在一定偏差。特别是后来为了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断提高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更是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一种表现。另外，中国在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时，苏联已经通过连续进行的若干“五年计划”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而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比苏联刚开始进行五年计划建设时还落后，因此在采用计划经济时，不可能不学习苏联，学习中也难免有照抄照搬的现象。然而，只要我们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再仔细、深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无论前苏联还是中国，当初所以选择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要的或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对马克思思想理解上的偏差和对苏联经验的照搬，而是另有原因。

　　不错，革命胜利前的苏联和中国在经济上相对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来说都比较落后，尤其中国，建国前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国的状态，而且人口多、底子薄、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落后，再加上两国革命胜利后都面临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威胁和经济封锁，所以急需尽快发展本国工业，特别是资金、技术密集的重工业，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本国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防实力。与此同时，两个国家在革命胜利后都掌握了原来由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工厂、大型运输等企业，有了集中筹集和统一配置资金、物资、人才等资源的有利条件，为发展重工业、快速工业化提供了可能性。加之两国共产党都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更为实行以计划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经济体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熟悉马克思主义而缺少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两国领导人，会很自然地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将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的思想中受到启发，并且难免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与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相混淆。中国当时一方面有美国军事上的包围、威胁（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侵略朝鲜、拼揍东南亚条约组织），经济上的封锁、禁运（不许外国船只进入中国海），另一方面有苏联的政治承认、军事同盟、经济援助。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又有什么理由不抓住机遇，以苏联为榜样，全面学习他们的计划经济呢？可见，前苏联和中国当初选择计划经济作为自己的经济体制，在理解马克思思想上有机械和片面之处，中国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初期也有过简单化的地方，但主要的根本的原因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们从当时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一）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从1953年由中央宣传部制发的充分体现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提纲》指出：根据苏联的经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就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从建立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从1921年开始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装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