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基于改革的速度角度。改革的过程是有成本的，否则瞬时过渡将成为最优的选样。正因为改革成本的存在，于是理论上便有一个最优过渡速度问题，卡斯坦海拉和罗兰德(1994)构造了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的投资均衡的时间连续模型。按照这个模型可以解释过渡速度会给改革带来的结果：如果改革速度太慢，国有部门仍然受到交叉补贴，那么工资就会高于最优水平，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将受到限制；相反如果改革速度太快，私人部门同样得不到发展，这是因为激进的改革因为国有部门产出急剧下降而减少国民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和储蓄，进而投资减少。

　　4．基于信息角度。代表人物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在又一部力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中，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沦分析指出传统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完全的假设是一个极大的失误，因而新古典经济模型不能应用于转型经济(激进式改革正是按照新古典市场模式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渐进式改革”可以避免“信息超载问题”。

　　5．基于存量与增量改革角度。对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用成功的“体制外增量改革”来概括(樊纲，1993；林毅夫等， 1994；盛洪，1992；苗壮，1992)。俄罗斯—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与中国学者观点相同。例如：皮沃瓦罗娃教授 (1997)在总结中国改革的七点成功经验时就谈到：“中国集中精力建设新的体制，而没有将过多的精力用于批评和破坏旧体制”，“改革初期的实践已证明，走向市场经济正常的途径是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即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和合资经济”。

　　6．基于价格双轨制及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较早从价格双轨制角度考察中国渐进改革优势的是陈抗、杰弗逊和辛格(1993)合写的著名论文《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在论文中作者们指出：价格双轨制的建立被广泛地认为：(1)代表一种保留计划分配同时又将增量产出拖人市场体制的折衷；(2)通过“变大震为小震降低了经济改革的风险，双轨制的增量改革也使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贯彻成为可能”。继陈抗等人之后，诺顿(1994)在《改革计划经济：中国独特吗?》一文中概括中国改革方式的特点时，重点指出了中国价格的双轨制和宏观经济稳定对改革成功的意义。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1994)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渐进式与激进自由化：宏观经济控制问题》，也是从传统国有部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中寻找中国改革成功的答案。其新近出版的著名著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宏观金融控制问题》对此作了进一步深入系统的论述。中国学者张军(1997)的研究，则更加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中价格双轨制与实现经济稳定在中国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张军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主要反映在其著作《“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 》中。[27]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钱颖一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指导其他转轨国家改革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中国将改革视为一个过程，采取了渐进的、“次优”的办法，“比如改革的启动时利用已有的体制为市场服务，特别注重试验，注重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争取社会的支持等等，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实用的。比如中国不是先讲‘破’，在‘破’之前就注意到要‘立’。确实与其他转轨国家的想法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不容忽视。把中国、俄国和波兰这三个最大的转轨经济国家放在一起研究，天真的资本主义改革者的许多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28]

　　前面所提到的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所写的论文，则从宪政转型与长远的经济发展角度，论证了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利弊得失，认为从短期看，前者弊多利少，确实不如后者那样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但是从长远看，则是利多弊少，由于休克疗法促成了宪政转型，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制度环境（法治和对政府的制衡）。

　　丁明则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苏联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突破口”选对了：“中国改革从农村率先开始这个突破口选对了，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为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启蒙作用。而戈尔巴乔夫选择重工业为突破口，这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对苏联改革的整体进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29]

　　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经济转轨的代价，秦晖和金雁则从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过程、改革手段、改革目标等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比较，是笔者近年来看到的比较好的论述。[30]

　　总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的同时，却保证了国民经济高速稳定的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之一；但是，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有许多事情今天还看不清楚，因此关于它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

　　注释

　　[1] 郑谦：《中国改革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2] 郑有贵：《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率先进行首获成功》，《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关海庭、吴群芳：《邓小平与中国改革起点的合理选择》，《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9期。

　　[3] 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4期。

　　[4] 彭柱年：《中俄经济改革再比较》，《计划与市场》1996年第4期。

　　[5] 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期。

　　[6] 拉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载迈尔斯主编：《两个对立的社会：40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胡佛研究所，1991。转引自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19—20页，时事出版社，1996。

　　[7] 参见Andrew Walder:《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8]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研究丛书：《90年代的改革和计划作用》，第40—4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9] 赵凌云：《1979～1998年中国经济转轨分析》，《管理世界》1998年第6期。

　　[10] 洪银兴：《中国市场化改革渐进式路径的一种解释》，《经济学家》2001年第1期。

　　[11] 盛斌：《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

　　[12] 转引自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美国学者论中国》，323页，时事出版社，1996。

　　[13] 转引自〔日〕近藤邦康，和田春树著，韩凤琴摘译：《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阶段划分》，《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4] 周业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与绩效研究的批判性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4期。

　　[15]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16] 曹子坚：《改革的推进方式及其对受损者的补偿》，《经济学家》2000年第6期。

　　[17] 世界银行：《200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Angus Maddison :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OECD Publication ,France, 1998 。转引自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8] 孟连、王小鲁：《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19]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1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20] 转引自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1997)》，第8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1] 易纲、范敏：《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22] 参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第1133-114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3] 周实编：《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备忘录》，第522页。

　　[24] 周实编：《精神档案——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学备忘录》，第4页。

　　[25] 赵人伟：《对我国经济改革二十年的若干思考－特点、经验教训和面临的挑战》，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3期。

　　[26] 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7] 刘文革、袁庆寿：《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

　　[28] 钱颖一：《目标与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2期。

　　[29] 丁明：《突破口的选择至关重要——中苏改革比较初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0] 秦晖、金雁：《社会经济转轨的代价》，《改革内参》2002年第4期、第5期；详见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